徐 琦（1385~1453），明朝大臣。字良玉。祖籍錢塘（今浙江杭州），後因祖父犯罪被謫貶到寧夏戍邊，就以寧夏為籍貫。徐琦自幼聰穎好學，天資篤實，過目不忘，被譽為“塞上神童”。永樂六年（1408 年），23 歲鄉試中舉。永樂十三年（1415年），高中進士。
徐琦進入官場之後，很快就從行人升任兵部員外郎。宣德六年（1431年），提拔為右通政，作為代表明廷出使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區）禮部侍郎章敞的副使，赴安南策封黎利為國王。他在外交公務中，既能堅持原則，嚴斥安國“白相見禮”的不友好做法，又注意團結該國臣民，潔身自重，不接受饋贈，保持了大國使節清正廉明的形象，順利完成了外交使命。章敞對於這位有才學、務實肯幹的助手十分滿意，回國後向朝廷報告了他首次出國的良好表現和傑出的德能，很快就被重用，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與安南的關係惡化，並發展到軍事對抗，給雙方邊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很大的損失。為了挽救危局，重建兩國的傳統友誼，明廷派徐琦為正使，持節出使安南。這時正值安南老國王黎利去世，新國王黎麟剛剛繼位，在少數大臣的唆使下，新國王不明真相，一時對於來之不易的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產生動搖，使中安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受到嚴重挑戰。徐琦臨危受命，坦言向安國君臣“諭以順天保民之道”。他還直接做安國文武大臣們的工作，主動拜會新王黎麟，向他陳述兩國友好的重要性，認為人民不希望兩國交惡，更反對兩國開戰，請黎王放心，大明帝國是會像以往一樣保護黎王室的利益，幫助安國穩定國內社會秩序，發展生產，使人民安居樂業，共享升平。但是，如果國王聽信小人饞言，不顧社稷安危和百姓的死活，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錯誤決策，是要對不起兩國人民的，就是中安兩國人民的敵人，就是曆史的罪人。由於“琦曉以禍福，麟懼，鑄代身金人，貢方物以射”。新王在大明使臣徐琦正義言行的感召下，繼承老王製定的中安世代友好的國策，重修兩國舊好，在中安關係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徐琦在出使安國期間，也不像有些使者那樣，因“安南多寶貨”，“常以水道挾估客往以為利”，讓“安人頗輕之”。他拒受一切禮物，受到安國君臣的尊重，在安國朝野有很高的威信。皇帝朱瞻基對他的表現十分高興，當他回國後馬上受到召見，並在宮中設禦宴款待他，宴後又賜予豐厚的賞賜。為了表彰徐琦，經朝廷恩準，撤銷對他先祖被降為戍籍，發配到寧夏守邊的處分，仍然恢複了徐家一門的民籍。
正統初，南直一帶（東南諸省）多災，徐琦受命與工部侍郎鄭辰共同考察南畿地區的大小官府，秉公執法，果斷查處30多名官員，並條陳“弭災十事”，挽救了大批江南人民的生命財產。這兩樁業績在朝野傳為佳話。五年（1440 年），他開始進入最高層政治決策圈，親身參讚南京機務。十四年（1449 年），在任南京兵部尚書時，朝廷出於政治原因，接受某些大臣建議，正計劃把遷都北京後，仍留家小在南京的官兵家屬全部搬遷到北方各地駐軍的城鄉進行安置。此舉引起了大部分軍人和家屬的不滿和騷動，廷臣們雖擔心會出事，但官場積習已深，為了保官和一己私利，誰也不願為將士們冒險進言。而徐琦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勇敢上奏。他說：“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驟徙數萬人，人心一搖，事或叵測。”竭力勸阻了這件事的實施，為國家消除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大動蕩。他主持兵部期間，還看到邊關地區實行軍政合一的軍屯建製，這些軍衛地區沒有像府縣地區那樣層層建立儒學，這就使邊地官兵的子弟失去了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在科舉選仕製度下，也就等於失去了公平進身的機會，這種不合理現象如果得不到糾正，將來會有一天國門無人願守，邊關難以鞏固，國基就會受到威脅。在他的大力呼籲下，朝廷也認清了問題的嚴重性，批準了他提出的“天下衛所視州縣例皆立學”的請求。從此邊疆軍衛地區儒學大興，風氣大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也對邊疆的鞏固與開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徐琦人品醇正，居官務持大體，故權重而主不疑，勢傾而僚不妨，尤其是安南君臣一直把章敞、徐琦和後來的劉戩（弘治間使節）3 位大使視為中國的化身而倍加敬重，在鄰國上下享有很高的名望。安南使臣曾對明朝官員說：“安南草木，亦知公名。”朱祁玨皇帝給這位德高望重、一生處事“鎮靜安祥”的老臣予以最高的榮譽，封贈太保。
景泰四年（1453年）徐琦病逝在任所，享年68歲。諡“貞襄”。家鄉官商紳農各界在寧夏鎮城為他建立牌坊，上書“司馬”兩個大字，作為第二故鄉人民對他的紀念，並尊他為“鄉獻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