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說：“凡讀書人，家中稍有餘資，皆欲存書。莫非朝廷倒花不起買書的錢了？”他歎口氣，然後吩咐鄭賜：禮部速選派通曉各類書籍的官吏，四麵出動，深入各府州縣，轉遍角角落落，隻要是書，不問價錢貴賤，一律購求，存入文淵閣中。隻有豐富的藏書才能使文淵閣名符其實呢！
皇上又訓誡眾臣說：“置書並不難，但須經常閱覽，方能有益。庶人存金攢玉以遺子孫，朕積書籍，亦是要遺之子孫的。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卻是無窮盡的呢！”留下這幾句話，皇上就回宮去了。許久，文淵閣裏仍回蕩著他的聲音。
鄭賜、劉季篪、姚廣孝、陳濟卻沒有走。他們連同解縉一起，立即商議如何不負聖上重托，盡快把這部亙古未有的大典編纂出來。姚廣孝是最了解皇上心思的。皇上在“文治”上的魄力，將來必會與秦皇、漢武的“武功”相提並論呢！
根據姚廣孝的提議，他們又確定了一批副總裁，都是精通某一學科、某一門類的俊才。比如太醫院禦醫趙友同，道衍稱其醫術精深，且又通曉水利（曾跟隨戶部尚書夏原吉在江南治水），既是專家又是雜家，便被延攬進來，獨當一麵。
在他們開會的時候，陳濟仍是拘謹。坐在角落裏，手都沒處放的樣子，姚廣孝便說：伯載呀，聖旨你可聽明白也未？這部“大典”，你可是都總裁呢！把你的腰杆兒直起來！好好兒領著幹！
陳濟憨憨微笑著，腰杆兒果然挺直起來了。
從這天起，解縉的房間裏多了一張桌子，便是陳濟所用的。不過，皇上坐過的椅子仍然擺放在那裏，作為一種象征，使人們由此可以想起一段曆史。
天氣已轉入冬季了，文淵閣裏倒熱火起來。須知那是多少人參與到這部“大典”的編纂裏來啊！可以說吧，除去總裁和副總裁，除去由禮部挑選的中外官員和宿學老儒充任的纂修，那些名僧、名道、名醫、陰陽家、書畫家……以及擔任繕寫的人員，總計達千餘人！
這千餘人，自然不可能全部集中於文淵閣裏。刑部侍郎劉季篪是負責事務方麵的總裁，他善於組織，就想出個主意，說是讓國子監以及各府、州、縣學裏的“繕書生”們，把“繕寫”這項最繁重的活兒給承擔起來。國子監祭酒胡儼本是總裁官之一，他答應聲“行”，此事就定妥了。於是這三千人便集中到國子監裏去住宿，但是飲食方麵，卻是光祿寺負責供應。
從那之後文淵閣便熱鬧起來了。不斷地往裏運送采購來的書籍，也不斷地運紙、運墨、運筆。解縉特別注意到，那位新來的布衣總裁官陳濟，也別說，還真是如姚廣孝介紹的，能“貫穿經史百家之言”，頗有“雜家”味道。那些執筆撰寫的人，若有疑惑，隨時找陳濟詢問。陳濟隨口便能回答，絕無遲滯，更無錯謬。解縉不僅暗暗歎服：天下之大，鄉野藏著如此人物，我卻並不知道呢！……
從解縉發出這聲慨歎的那時起，他就預料到，他已經失去了皇上的寵信，他不久就會失去在“文淵閣”的位置。果不其然，半年之後，永樂四年春天，皇上賞賜楊士奇、胡廣等閣臣以二品紗羅衣，惟獨他解縉沒能得到（內閣原七人，因胡儼改任國子監祭酒，不再兼內閣職，故隻有六人）。
解縉隻能悶悶地空對著皇上坐過的椅子發呆。皇上已不再單獨召見他。漸漸地連《永樂大典》的事，也很少有人請示他了。永樂五年正月，《永樂大典》的編纂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解縉突然謫調廣西布政司參議。
解縉以為他被逐出文淵閣，是因了編纂《永樂大典》時的思想偏執。其實不然。細細地打聽，其真實原因還是“禍從口出”。
原來，當年丘福在皇上麵前建議高煦為皇太子，此事未能成功。解縉了解了些情況，嘴巴不嚴，便在朋友聚會時泄漏了出去。結果傳到朱高煦耳朵裏，高煦立即向父皇控告解縉“泄禁中語”。永樂大怒。永樂帝再聯係到解縉還曾說過其他一些離間太子與漢王關係的話，覺得此人實在是不可信任的了。
解縉被宣布的罪過，當然不會是“離間皇家骨肉”，卻是當年廷試時，解縉“讀卷不公”。解縉對這條罪狀頗不服氣。又在人前人後大發牢騷。牢騷話兒恰傳到他的仇人李至剛耳朵裏。李至剛便又到皇上那兒參了解縉一本。結果解縉連江西布政司參議的官職也丟掉了，改任交趾，令其赴化州督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