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波伏瓦和薩特在20世紀40年代所倡導的存在主義哲學，主要是要使戰後的法國人能心平氣和地接受現實、麵對現實。他們所倡導的自我選擇和行動是為了給人們提供克服精神危機、振作精神的思想武器。他們在哲學中揭示現實世界的荒誕性和人存在本身的荒誕性，其目的不是宣傳虛無、消極厭世思想，而是揭示現實本相，引導人們去思考如何去正視和對抗這種人類狀況的荒誕性。因為人置身於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什麼境況，對於這一切，人類雖無法選擇，但人在任何時代、社會中都可以作出自我選擇，這則是真理。因此波伏瓦和薩特提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命題：存在先於本質，人通過選擇可以賦予存在的意義、價值。當然，無庸置疑，存在主義哲學確有否定當時社會現實的傾向，但它卻是對二戰後人類生存境況的批判性認識。
40年代中葉是法國存在主義文學運動形成、發展和繁榮的重要時期。薩特和阿爾貝·加繆無疑是這一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自始至終地參予了這一運動。由於她與薩特的特殊關係，她無疑在存在主義文學建立的過程中也傾注了其心血和努力。在這一時期，她在其創作的一係列作品中，都力圖表現某些存在主義哲理。1946年，她在繼《女客》、《他人的血》之後，又創作了第三部小說《人總是要死的》。這部小說在波伏瓦所有的小說作品中，是一部存在主義思想傾向最明顯的作品。該作品完成於1943年至1946年，曆時3年。此期間，波伏瓦經曆了戰爭、淪陷和戰後清肅法奸等曆史事件。她在作品中嚐試用一種曆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福斯卡被譽為浮士德式的人物。波伏瓦通過這個人物的經曆，探討了人類的生存境況問題。在小說中，福斯卡是個長生不老的傳奇式人物，在故事的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他的蹤跡。他跨越了6個世紀，周遊世界各國，他是曆史的見證人，代表著一種永恒的存在。他曾親眼目睹了幾百年來歐洲曆史的風雲變幻，經曆了無數次戰爭、無數次個人愛情生活的不幸。他是永存的，而他周圍存在卻都隻有一瞬。他自己有無限的權力，他本人也多次使用這些權力，然而他最終卻無法改變曆史的進程，無法改善人的生活狀態。他無法用自己的權力去恢複公正，使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複活。他悲哀地發現，曆史雖然在前進，然而現實卻沒有什麼改變。他的永恒存在並沒有什麼意義。福斯卡最終豁然意識到生存本質的虛無，而人的瞬間存在，在他看來也未必一定意味著不幸，隻要他曾經有過行動和選擇。在這部小說中，波伏瓦用存在主義觀點分析了曆史和現實，論述了人類生存的本質和意義。然而在小說中，她在對人類曆史的遠景進行解釋中，卻不免落入了曆史悲觀主義循環論的窠臼中。
1943年至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薩特的影響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她共寫了三部小說、一個劇本和三部論著。她通過這些作品，闡述了其存在主義觀點，並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薩特一樣，她成為了一位“介入”作家。她放棄了以往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主張文學要幹預政治和生活，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1947年，她在論著《模棱兩可的倫理學》中，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她主張作家應該對他周圍社會的變化有所作為。她希望作家要為改變人的社會狀況和人對自身的觀念而作出自己的努力。這一思想的變化，使得波伏瓦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有了變化。她開始走進了公眾的生活之中。公眾開始接受了這位介入女作家，並把她視為繼薩特和加繆之後，法國存在主義文學運動的第三位重要人物。西蒙娜·德·波伏瓦這個名字，不僅在法國已家喻戶曉，而且在歐洲其他國家及美國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廣為人們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