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3)
李鴻章又邀丁日昌、容閎、薛福成、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相聚保定。這些人都是李鴻章心目中的有識之士。除丁日昌、容閎外，餘下的四人還是曾國藩晚年收受的門徒，這就無形中與李鴻章更近了一層。
幾年當中，李鴻章但凡有什麼事，都願與他們四人函商，他們四人也都把李鴻章當作師兄看待。
薛福成比李鴻章整整小了十五歲，今年剛過而立，籍隸江蘇無錫，字叔耘，號庸盦，副貢生出身。薛福成於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入曾國藩幕，拜曾國藩為師，在研習理學的同時，亦為曾國藩辦理洋務上的事情。薛福成經曾國藩累年保舉，現在是從五品的知州銜。
吳汝綸是安徽桐城人，字摯甫，同治進士，丁憂期間投到曾國藩門下，現任冀州知州。吳汝綸比薛福成還小兩歲，但見識卻與薛福成不相上下。
張裕釗與薛、吳二人又不同。張裕釗是湖北武昌人，字廉卿，鹹豐元年舉人，考授內閣中書。曾國藩當時在京任禮部侍郎，無意中讀到張裕釗的文章，頗為欣賞，以為大才，更推重其書法，使其名聲大震。曾國藩練勇期間，張裕釗徑投幕府，專為曾國藩謄寫疏折。金陵克複後，張裕釗給官不做，講學於江寧、湖北、直隸、陝西各書院。後桐城學派崛起，蓋始於張裕釗也。
黎庶昌的經曆又有特別之處。黎庶昌字蓴齋，出身廩貢生，貴州遵義人，初從學於鄭珍，後投曾國藩。黎庶昌以詩文見長，尤精考據、古書，無論何朝何代的老書，他隻看一眼便能說出大概，無人能比。他對時勢看得較常人透徹，強調重人心、厚風俗，被曾國藩保舉為七品知縣銜隨營差遣。時人把薛福成、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四人稱作曾門四弟子，而把李鴻章則看作曾國藩門內高足，足見時人眼力不差。李鴻章與薛福成等四人確有見識高下之別、眼光長短之分，但都非尋常之輩。
辦大事要有好團隊
李鴻章到保定不幾日，丁日昌與容閎帶著許鈐身等一班胥吏從上海趕來，隨後薛福成、吳汝綸、黎庶昌也相繼趕到。隻有一個張裕釗，人未到信到，言稱家母染疾，正在榻前每日照料，俟母親康複後定到保定恩師膝前請安雲雲，之乎者也講了老大一篇。
當時，眾人正陪著曾國藩在方廳喝茶閑聊。
曾國藩讀罷張裕釗的信後，不著一詞，反手把信遞給身旁的李鴻章。李鴻章展讀之後，不由把信舉起來，笑道：“廉卿這個書呆子，他這不是要掃我們的興嗎？他不肯來也就是了，還說什麼‘父母在不遠遊’……怎麼偏生他是讀聖人書長大的，我們都是隻知喝米湯的！”
眾人被李鴻章的一番話，都說得笑起來。
曾國藩笑了笑說道：“少荃哪，你還是不要怪廉卿啦。廉卿素喜清靜，不好熱鬧，官場上的一套東西，於他不相適應。他的文章，還是有根的。如今大講西學，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東西，愈來愈不被看重，老夫倒希望廉卿下上幾年工夫，教出幾個飽學的弟子出來，也讓西人開開眼。少荃，你以為呢？”
李鴻章忙答：“恩師說的是，經世致用，還是不能忘了祖宗。門生這幾年帶兵打仗，每每想起恩師教導過的話：讀聖人書，是為修身養性，是為明理；引進西學技藝，是為強國，兩者不可偏廢。所以門生決定到武昌後，先把江漢書院修複起來，並開設書局，先揀緊要的一些書籍刊刻出來供各地書院講用。”
曾國藩一聽這話，連連點頭道：“少荃所論極是。各位都知道，自我金陵書局和江南製造局附設的譯書局大量刊刻西書以來，各省督撫爭相效尤。其實呢，金陵書局刊刻西書的同時，也在翻刻聖人的文章。西學要講，但不能一味地講；聖人要學，但也不能閉起眼來學。”
丁日昌這時接口道：“老中堂所言極是。下官在蘇州聽京裏人說，張香濤在翰林院，正在大講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下官當時聽了還不甚明白，如今聽中堂一講，總算明白過來。這不與中堂適才所講，恰恰吻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