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的生命史是顛倒的，先老年，後中年，再青春。一句話，中國人越活越年輕。這不是我的發明，早在一九〇〇年，激情四溢的梁啟超就曾站在二十世紀的地平線上這樣“一言以蔽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為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我們先把梁啟超的一腔熱血放在一邊。我注意到，在一些人文著作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一到了晚明突然變得天真起來了，燦爛起來了，澄澈而又靈動，飄逸而又自主，讓我們看了都難受，我怎麼就沒有生在晚明呢？當然，論述者並沒有忘記補充，晚明文人的這種變化原因有二：一、專製；二、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膨脹。其實，封建史數千年，專製何處沒有？何時沒有？關鍵是文人們自己醒了，像亞當偷吃了禁果那樣，“鐺”的一下，眼睛亮了。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嘉靖、隆慶之後的“我大明”不是中國文人的“孩提”就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晚明的文人成了中國史上的新人類，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酷”，他們在晚明這條小路上來了一次大撒把。天真多好，燦爛多好，孩提幸福，青春萬歲。隻要別做李卓吾，殺頭可不是碗大的疤，隻要別做徐青藤，搗碎自己的睾丸有點疼。做一做紈絝子弟張宗子就不錯，有精舍、美婢、孌童、鮮衣、美食、駿馬、華燈相伴，夫複何求？張大複也行，一潭水、一庭花、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實在無聊了，就弄點病生生，反正閑著也是閑著。明代好哇，它“覺醒”了，勃起了，它是中國文人的青春期。這一點邏輯上倒是說得過去，如果說，一九〇〇年的“我中國”是“少年國”，那麼，按照顛倒的邏輯，三百年前的“我大明”不是中國人的第一次夢遺又是什麼？晚明的文人天真爛漫，童趣盎然，通體透亮，一片冰心在玉壺。
當然，我們並沒有說梁啟超的激情業已構成後人修史的邏輯依據，事實上，我們的論述和梁啟超的話題並沒有多大關聯。必須承認的是，後人們從晚明的背影裏看到了天真，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比方說，晚明的文人就有一張中國史上特別生動的臉。關於中國文人的臉，年齡不滿四十的韓愈有過一番自我描摹：“而發蒼蒼，而視茫茫，而齒牙動搖。”這句話是經典性的，差不多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麵部表情的大寫真。但是晚明的人們不。又是“本色”（徐青藤），又是“童心”（李卓吾），又是“性靈”（袁中郎），又是“主情”（湯義仍）。
但是我不相信。我隻相信用“木馬計”攻克了特洛伊城的古希臘人是天真的，是童趣盎然的，一個稚拙得居然把兒戲當作“計謀”的民族，再怎麼欣賞自己的“刁滑”，它也隻能是稚拙的。同樣，一個在儒、道、墨、法、釋的大醬缸裏浸漚了數千年的民族，到了它的末世突然羞答答地做起了稚拙狀，這就和八十八歲的老太太剃起了童花頭差不多了。與其說晚明的文人是天真的，毋寧說是表演天真，或曰，對天真的一次惡性戲仿。對任何人，我們不能聽他們說什麼我們就信什麼。所以，麵對曆史，我們必須鼓起這樣的勇氣：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二、先小人，後君子。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最基礎的層麵上入手，完整而活潑地把握“人”的命脈。我不相信晚明文人的天真。我不相信他們的本色、童心、靈性、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他們重複一萬遍我也不信。他們比任何人都老於世故，他們的天真、本色、童心、靈性、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其情態隻是最成熟男人的酒後，佯狂、裝瘋作傻、依瘋作邪。直言之，是晚明的文人病了。隻不過病得太久，病的人太多，他們就拿這種病當了常態。在病中，他們抓住了兩項極為“個人”、極為“身體”的集體項目：一、酒；二、性。當酩酊與高潮來臨的時候，他們迸發出了汪洋恣肆的生命動態，迸發出了燦爛絢麗的瞬時感覺，我想，不少人驚呼中國人的“個體生命意識”在晚明的文人身上業已“覺醒”，或許就原始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