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們有比照。在歐洲，文藝複興差不多可以看成“人”的一次大覺醒、大解放了。“個體生命意識”在那個“產生和需要巨人”的時代得到了空前的大提升。晚明到底是不是我們的文藝複興，我們不去做這種無聊的辨析。然而，要使我們的“個體生命意識”覺醒起來，以下三點是最為基本的，即：一、人本精神；二、“人”對未來的強烈希望；三、“人”對個體生命的堅定自信。晚明的文人生活在末世感與卑微感的雙重陰影下麵，借助酒與性進行了一次集體自殘與集體自戕，硬把一個（或一群）自我放逐、自殘與自戕的人說成“覺醒”，聽上去簡直是挖苦。文藝複興為我們人類留下了這樣一個詩意盎然的定義：“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定義者是偉大的莎士比亞。晚明文人眼裏的“人”又是怎樣一種黯淡呢？費振鍾在他的《末世幽默》中曾有一段深刻的評說：“人在曆史強力麵前，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種人與生存世界之間的巨大反差，張岱在他寫於崇禎五年十二月的《湖心亭看雪》筆記中，比喻得十分清楚，那種借著自然的廣大無垠而把人在其中戲為‘兩三粒而已’的黯然，正是人生之渺小情態的流露。”人隻有“兩三粒”，還“而已”，晚明文人的關於“人”的傷歎，由此可見一斑。還是讓我來引用費振鍾的另一段話吧：“明代文人在試圖從理學突圍出來的過程中找不到寬闊的出路，於是隻能退回到內心方寸之地討生活。因此明代文人，在思想識度上往往一味局限在一己性情範圍內，認識自我生活的自由意義，這樣他們的個性就越來越走向內在化、趣味化，他們也可能會曠達，但是這種曠達，不是從更加無所畏懼的精神自由的意義上表現出來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絕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對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離，也就是明代文人所謂的個人身心到了‘極無煙火處’。”此言極是。也許，晚明文人的真正覺醒，隻是看到了一點：“人”已不再是自身的目的，隻是自己的工具，甚至玩具，如是而已。
晚明文人並沒有給我們帶來覺醒。那麼現在，我們也許該真的來談一談專製了。應當說，晚明文人的非常態，專製是導致這種非常態的原因之一，這一點我原則上不反對。但是，我似乎又不能同意。封建文人果真就那麼反感與懼怕專製麼？我看倒是未必。別的不說，僅僅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沒做穩奴隸”的長籲短歎。常識告訴我們，曆朝曆代的文人真正懼怕的可能倒不是專製，而是失去了被專製的機遇與身份。他們最恐慌的是被專製所遺忘，所埋沒。說得文氣一點，是“英俊沉下僚”，這才合於封建倫理與封建文化。可以認定，封建時代並無製度關懷，所關注的唯有帝統與宗法。一部《桃花扇》已經極其戲劇化地說明了這個問題，隻要是正統的“天子”，他們就必須樂於服從（效忠、規勸、死諫），不正統的則與賊無異，事之則豕狗不如。封建文人從來就沒有反抗封建文化的使命，相反，封建文人最大的天命就是維護這種文化，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帝統的正宗性。而我認為，明代文人的整體墮落，正是維護這種正宗性的全麵失敗。
說起“帝統”，我們就不能不涉及大明帝國的那些“天子”了。無論從“宗法”還是從“道統”加以考察，明代的帝係都堪稱中國曆史上的攪屎棍。混亂的“宗法”給明代的文人投下了極其巨大的陰影。先是四年“靖難”，盡管胡適先生說，成祖朱棣的流氓行為“最像他的老子”，但是，成祖的皇位畢竟是從他的侄兒手中搶得的，不是大行皇帝的指派，這無疑就注定了方孝孺的非命。接下來就是英宗朱祁鎮與代宗朱祁鈺哥倆又上演了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複辟”戲，這一回死去的是於謙他們，再接下來就是曠日持久的嘉靖的“大禮儀”鬧劇了。在這些周而複始而又曠日持久的混亂當中，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呢？從明代獻出了包括方孝孺、鐵鉉、陳笛、史景清、於謙、王相等人在內的上千顆腦袋上，我們看到了明代文人維護“帝係”的純潔性比維護性命更加頑固的決心。明代“宗法”的大混亂，對明代的文人來說，其影響遠遠超出了我們的估計。但是，這一切並不致命，對明代文人構成致命一擊的，不隻在混亂的“宗法”，而在“道統”的大崩，朱家父子們把大明帝國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妓院，他們在這座妓院裏不僅當上了首席嫖客，他們甚至兼起了吧台掌櫃、流行歌手、戲子、蛐蛐賭徒、虐待狂、受虐狂、木匠、修理工、春藥的義務試驗員，遊龍戲鳳、遊鳳戲蛇。在他們被女人掏空了身軀之後，他們被沒有睾丸的男人扶回了大內，用靜心“齋醮”來打發他們的不朝期。於是，從此君王去齋醮，三十八年不上朝。這時的大明帝國，真是問茫茫大地，還有幾許祥瑞，看浩浩蒼天，尚存一穹青詞。有一個細節我們是不該忽視的，當皇覺寺的出家和尚朱重八做了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之後，他的子孫們並沒有把他們的熱情過多地給予佛教，相反，卻對道教如醉如癡。明世宗對方術、青詞、齋醮的執迷說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朱元璋的子孫們對佛家的“普度眾生”，虛弱到哪怕連“作秀”的熱情與力氣都沒有了。他們舍棄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佛家精神，急著想要的卻是“我不成仙誰成仙”的道家精髓。其實，所謂“道教”，說穿了隻不過是他們枕邊不可或缺的一粒“偉哥”。這一來問題終於出來了，“道統”的大崩，直接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麵，即“天子”的專製改變了形式（本質當然還是一樣的），直接麵對晚明文人的，是齋醮票友（如嚴嵩）的專製，是錦衣衛的專製，是閹人“二姨媽”（如魏忠賢）的專製，一句話，是奴才的專製。人主的專製固然是可怕的，而奴才的專製卻更為恐怖。也就是說，令晚明文人們真正汗不敢出的，絕不隻主子，更多的是奴才。同時，這種奴才的專製也使晚明的文人們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目標與意義。晚明文人們真正絕望了。除了狂、癡、癲、瘋、病，晚明的文人們看不到任何終極意義，看到的隻是終點，也就是末世。概之，晚明文人的病，既不來自於君主專製，更不是什麼“覺醒”。而是第一，因“宗法”的混亂所帶來的極度恐懼；第二，因“道統”的大崩而形成的徹底絕望。這二者構成了晚明文人身上濃鬱的、揮之不去的“世紀末”狀態，也就是狂放的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