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的玩世直接導致了這樣一個惡果，他們使整個明代社會失去了最有力的增長點。知識分子的墮落才是一個社會徹底的和最後的墮落。墮落的標誌是對真正的“人”的“零度”冷漠。有人說，如果滿人不入關，晚明會“自然而然”地把我們的曆史帶向近代。事實上，在徐渭擊碎了他的睾丸之後，整個晚明還有什麼可供我們擊碎？當吳三桂打開山海關的時候，清兵以百米衝刺般的速度踏進了大明的紫禁城。這不是一場戰爭，它充其量隻是一次權力交接的儀式。它的意義恰恰是把奄奄一息的專製交給了精力充沛的專製。
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依然是“做穩奴隸”，說到“人”的“覺醒”，隻能是“五四”之後，盡管“‘五四’提出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於光遠）。隻有真正的“覺醒”，真正意識到“專製”作為“製度”的殘酷，人才有“類”的意義，人的所有努力才稱得上現代性。在此意義上，我讚美偉大的預言家梁啟超，盡管他後來又忙著保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