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做生意重視預測，強調掌握時機，他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他認為應根據供求情況來判斷商品價格的漲落，即所謂“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提出價格漲跌有一極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一貴一賤，極而複反”。主張所存商品在價格已貴到適度時，應把它當作糞土一樣立即拋出——“貴出如糞土”；在降到一定程度時，應把便宜的商品當作珠玉收進——“賤取如珠玉”。範蠡能注意加快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主張“無息幣”，即不要把貨幣滯壓在手中。他還提出對價格要加以控製，認為“平糴齊物”是“治國之道”。
陶朱公經營商業有“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之稱，傳說他歸納的“經商十八則”為後世商人奉為至寶。這十八則是：
1.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則百事廢；
2.價格要訂明，切勿含糊，含糊則爭執多；
3.用度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財竭；
4.賒欠要識人，切勿濫出，濫出則血本虧；
5.貨物要麵驗，切勿濫入，濫入則質價減；
6.出入要謹慎，切勿潦草，潦草則錯誤多；
7.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則托付難；
8.優劣要細分，切勿混淆，混淆則耗用大；
9.貨物要修整，切勿散漫，散漫則查點難；
10.期限要約定，切勿馬虎，馬虎則失信用；
11.買賣要隨時，切勿拖延，拖延則失良機；
12.錢財要明慎，切勿糊塗，糊塗則弊竇生；
13.臨事要盡責，切勿妄托，妄托則受害大；
14.帳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則資本滯；
15.接納要謙和，切勿暴躁，暴躁則交易少；
16.主心要安靜，切勿妄動，妄動則誤事多；
17.工作要精細，切勿粗糙，粗糙則出品劣；
18.說話要規矩，切勿浮躁，浮躁則失事多。
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原是衛國國君的後裔，故又叫衛鞅，公元前361年，他聞知渴望變法圖強的秦孝公招賢納士便到了秦國。他的法治思想深得秦孝公的讚賞，於是被任命為有相當權力的左庶長。
商鞅認為國家的管理要依靠法治。“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事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他認為治和強，治和富都是緊密相聯的。“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商鞅還強調變法。他認為治國單靠古法是不行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他認為，因循守舊，把古法當作千古不變的教條，不僅不能使國家得到治理，反而因為它不適應時代的潮流而導致國家的衰亡。“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他認為批評變法和主張循古都是不對的：“反古者不可誹，而循禮者不足多。”他主張若強國利民就必須變法：“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他告誡秦孝公對變法要采取堅決的態度，否則就會：“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開始變法，其主要內容：一是廢井田，開阡陌，準許土地自由買賣；二是獎勵耕戰，按軍功授爵，生產糧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三是建立縣製，在全國設置31個縣，由國家統一控製。經過商鞅變法改變了秦國貧窮落後的麵貌，一躍而為“兵革強盛、諸侯畏懼”的強國。
孟子的仁政治國思想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各軻，字子輿，戰國中期思想家，生於魯國，曾為齊宣王客卿，晚年專力於講學和著述，現存《孟子》一書記錄了他的言論、思想。孟子遊說諸國規勸統治者倡行“仁政”，為他們提出了一係列管理國家的方法。
（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的著名論斷。他指出，商湯與周朝初起時隻有一小塊土地，與夏桀、殷紂相比，可謂是地狹民寡，但由於他們以德服人，爭取民心，因而，“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而成為天下之主。相反“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天下矣。”孟子把各國統治者為爭奪土地和人口而窮兵黷武、相互攻伐的辦法比做“緣木而求魚”，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會帶來許多災害，要想廣土眾民，唯一辦法是爭取民心。孟子提出：“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他告誡統治者應該“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為了“得民心”，他提出了“以佚道使民”的原則，也就是說，在使老百姓安逸的原則上來役使他們。孟子要求統治者能夠“與民同樂”，他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肌色，野有餓莩”，人民自然就不願供統治者役使，而是時時希望“與之偕亡”。一個明智的統治者則應反其道而行之，與人民共享財富快樂：“王如好貨（財），與民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