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鹽、鐵、酒實行專賣，起到了抑兼並、摧豪強的作用，減少了農民破產的痛苦，增加了漢政府的財政收入。
（二）倡導軍墾。在西北邊境組織軍民墾殖，既解決了戍邊軍士的用糧，又可用屯田的積穀賑濟內郡災民。桑弘羊可算是中國曆史上領導大規模西北軍墾的第一人。
（三）統一幣製。經過對紊亂不堪的幣製整頓，富商大賈借私鑄錢幣和幣製混亂來投機取利之途被堵塞，從經濟上鞏固了中央集權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四）推行“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是政府利用各地的貢賦收入作底本，由官府來進行某種大宗商品的地區遠程的販運貿易，以調劑物資餘缺的一種經營方式。平準法是由官府來吞吐物資，“賤則買，貴則賣”，平抑物價，通過經濟方法來調節市場供求。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商人玩弄價格投機倒把的活動，“如以，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五）改進手工業生產和管理。冶鐵和製鐵業由官府直接經營，建立了冶鐵工場和原料生產地相結合的大型基地，有的作坊2000人以上。由於官營鐵工場資金雄厚、材料充足、設備齊全、工序規範、有專門的管理人員和熟練的工人，所以，工藝技術有許多改進，鐵器質量大為提高。在中國曆史上，大生產優於小生產的理論與實踐，可說是從桑弘羊開始的。
司馬遷的經濟管理思想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西漢傑出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繼父職，任太史令，因李陵案被牽，受腐刑，出獄後發憤著述，終於完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學者劉佩對司馬遷的經濟管理思想做了以下闡述：
（一）天下熙攘皆為利。追求財富、滿足需要作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這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內容之一。司馬遷用大量的筆墨描繪了人們對經濟利益的關心對財富的追求：“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客，楔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因求富益貨也。“司馬遷透過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從事各種活動的現象得出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結論。
（二）主張輕徭薄賦，發展商品生產。司馬遷在闡述了從漢高祖至漢昭帝的120年的經濟發展狀況之後，認為“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可使生產得到逐漸地恢複和發展；在商業上“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有利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曆史證明，被譽為“文景之治”的社會富裕景象是與這些政策的施行分不開的。
（三）主張農工商虞各勸其業。司馬遷認為應當順乎自然地進行社會分工。他在《貨殖列傳》中寫道：“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他主張政府管理經濟不可抑製，但可進行必要的幹預，即“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四）量吏祿、度官用的財政管理原則。司馬遷提出的“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也就是量出為入的原則。為了防止帝室開支無度，他非常讚賞漢初實行的將帝室私奉和政府收支予以分開的政策。這一政策在財政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司馬遷認為財政收入應遵守合理無害的原則。
（五）利息與利潤是經營管理的兩大法則。司馬遷經過對農業、林業、畜牧業、種菜、漁業調查之後，得出百分之二十利潤率的結論，他認為百分之二十利潤率是一切經濟事業活躍起來的必要條件。他說：“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即不能獲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就不算理想的事業，因此在投資決策時就應把它排除掉。司馬遷還發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將會繁榮興旺，他認為那些不占有大量生產資料而僅擁有少量資金的所謂貧者，要用貧求富，那就“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誘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因為都在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率條件下，商業資金周轉快，所以獲利就多。他說，隻要“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把握商業時機，壓價收購，高價售出，就能以較快的速度致富。
另外，司馬遷讚成禁止私人鑄幣，並主張運用經濟手段，由政府鑄造大量足值的貨幣，來滿足經濟活動所需要的貨幣量，並取代不足值的、質量不好摻有鐵、鋁的劣幣。
曹操的管理思想
曹操（公元155——220年），東漢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官渡之戰大破袁紹之後，曹操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北部，208年，曹操進位為丞相。郭濟興對其主要管理思想總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