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視農業，實行屯田，曹操看到軍閥混戰、連年災荒、土地荒蕪、民人相食境況，提出：“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他把糧食生產看得十分重要。曹操提倡耕戰，公元196年頒布“屯田令”，令中強調“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進之良式也。”興置屯田獲得巨大成功，“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其效果，一是解決了軍糧；二是安置了大量流民；三是防止土地兼並；四是恢複了社會經濟。
（二）重視法規，不徇不枉。曹操20歲做了洛陽的北都尉，洛陽是當時的都城，是皇親國戚、豪門大族的雲集之地。他們平時仗勢欺人，為所欲為，攪得社會很不安寧。曹操到任後，迎難而上，製做了十幾根五色大棒，懸掛於大門左右，並貼了禁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一次，權重勢力的宦官蹇碩的叔父犯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依法將他打死。曹操執法不徇私情，長社縣令楊沛，對不肯如法的曹洪（曹操的堂弟）的賓客，先打折其腳，後又殺之。在軍隊治理方麵，曹操堅持以法治軍，頒布了一係列嚴明的紀律和製度，如《軍令》、《戰船令》等，從行軍、紮營到臨敵作戰都作r具體規定。他進一步強調：軍法“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不管什麼人，在軍法麵前一律平等，即使是親生兒子，也“動以王法從事”。曹操自己也不例外，“割發代首”就是說的曹操嚴於律己的故事。
（三）唯才是舉，用其所長。他在《度關山》一詩中，開頭就說：“天地間，人為貴。”他把人才看做勝利的保證：“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這裏的“智”指謀臣，“力”指武將。他把能否用好人才作為興衰存亡的關鍵：“為國失賢則亡”。他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自比，抒發自己納賢禮士的宏大胸懷。曹操求賢似渴，公元210年發布的《求賢令》中指出：“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曹操大膽從寒門、基層等各方麵，尤其是善於把敵人營壘中倒戈過來的人才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來。荀彧原是袁紹的謀士，張遼曾是呂布的戰將，程昱、郭嘉、樂進、於禁皆出身細微，都受到曹操的信任、重用。
（四）“欲攻敵，必先謀”。他強調掌握主動權，駕馭局勢。他說：“戰在我，非在敵”。他主張從實際出發，采取靈活多變的戰術，他認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並要做到“因事設奇，譎敵製勝，變化如神”。
劉劭的人才管理思想
劉劭，魏國著名的人才學家，他十分注重人才管理的研究和探討，寫了一部關於人才問題的專著——《人物誌》。
劉劭認為知人用人，是管理者的頭等大事，他在《人物誌》中指出：“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還講：“君以用人為能”。
在使用人才時，劉劭提醒用人注意以下三點：1.充分發揮其才能，使其有用武之地，否則，“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誌，不獲其誌則戚，是故功力不違”，事業就會蒙受損失。2.要盡量滿足人才的願望，使其心情舒暢“杼其所欲則喜”。3.尊重人才，要以謙恭態度待之，其人才會歡悅，“以謙損下之則悅”；不要四處張揚其短處，更不要以己之長攻人之短，那樣，就會使其惱怒、怨恨，“若以長較短是所謂以惡犯婟（hu、喜好、嗜好），則妒惡生矣”，不利於積極性的發揮。
在鑒別人才時，劉劭提出了“八觀”和“五視”。
所謂“八觀”，即：“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誌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
所謂“五視”，即：“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
由於受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限製，管理者在觀察人才的過程中容易產生一些偏頗、謬誤，劉劭又提出了識別人才的“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劉劭認為一個人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在性格上具有兩重性，他在《人物誌》中作了如下精辟的闡述：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
“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
“強楷堅勁，用在禎幹，失在專固。”
“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
“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
“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
“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
“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