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思勰把發展農業，解決百姓吃飯問題作為當政者的首要任務，他在該書開宗明義就指出：“食為政首”，並說：“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主張多種經營，《欲速富，畜五牸”（指牛、馬、豬、羊、驢）。他對那些關心百姓疾苦，解百姓缺衣少履，能給他們“充給”、“富實”的官吏大加讚揚。
書中總結了許多農業經營管理的經驗教訓。他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任情反道”，則勞而無獲，事倍功半。他主張“勸民務農桑”、“敬授民時”、“教之墾辟”。他提倡精耕細作：“鋤頭三寸澤（水分）”，“濕耕澤鋤，不如歸去（回家）”，“初耕欲深，轉地欲淺”，“秋耕欲深，春、夏欲淺”，“耕而不勞，不如作暴”等。他提倡輪作、間作、混作和套作，並舉例要人們重視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
書中鼓勵農業交易，甚至對農家哪一月份賣什麼買什麼都作了詳細說明。賈思勰對農產品通過為賣而獲取利潤的經濟行為能予以重視，《齊民要術》中對這問題的闡述比十六世紀俄國西裏維斯特在他的《家庭經濟學》所提出的類似觀點，要早一千年。
魏征的政治管理思想
魏征（公元580——643年），從小好讀書，唐朝傑出的政治家。他才華出眾，施政有方，為輔佐唐太宗治理國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對“貞觀之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南開大學鄭致光認為他的政治管理思想有以下幾方麵：
（一）“居安思危”，“善始克終”。魏征認為，曆代王朝君主都是殷憂而遭著，功成而德衰，能善始者眾，能克終者寡。魏征在當時能窺視封建皇帝這一規律是很有見識的。貞觀初，社會滿目瘡痍，連年災荒，魏征以隋為戒，勸諫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克終”。唐太宗能聽直諫，稍後，社會安定，生產頻豐，對外戰爭也取得勝利，太宗逐漸產生驕矜逸樂的念頭，魏征仍反複告誡他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要做到“善始克終”。
（二）勵精圖治，勤儉建國。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豐登。這時，嶽牧等屢清封禪，群臣又稱述功德。魏征卻極力反對，他認為戰亂創傷初愈，國庫尚虛，不宜行勞民傷財之事，由於魏征陳諫，太宗才終止此舉。貞觀十一年，太宗命令在洛陽興建飛山宮。魏征憤憤不平，上疏太宗要以隋亡為戒，節製欲望和嗜好，減少遊獵，製止鋪張浪費，停止不必要的興建。由於他的規勸，太宗停建飛山宮，把準備建築該宮的材料，賜給了遭水災的百姓。
（三）仁以廣施，義以正身。魏征常說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他一再提倡輕徭薄賦，給人民以安定的政治環境，使人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貞觀後期，太宗認為百姓安居無事，容易養成驕惰，於是要求百姓多服勞役。魏征則認為自古以來沒有因為百姓安樂而國家危亡的情況，相反，他強調治國之要，先必正其身。有一次，太宗把鄭仁基之女選入宮廷，並列入冊內，魏征聽說她已許配他人，於是向太宗進諫：“陛下處台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頤嬪禦，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由於魏征勸阻，太宗下詔撤銷原議。
魏征直諫與唐太宗納諫，已形成貞觀時期的政治風尚。魏征反複提醒太宗要傾聽各方麵的意見，不要偏聽偏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已成為經久盛傳的名言。
唐太宗的政治管理思想
唐太宗，即李世民（公元599——649年），自幼聰穎，有文韜武略，公元622年迫使高祖交權，繼皇帝位，稱唐太宗，次年改元貞觀。太宗在位期間，社會經濟趨於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史稱“貞觀之治”。
（一）治國安邦，唯在得人。他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他十分重視培養人才，大辦學校，大興科舉，僅國子學一項，學生人數就達八千餘人。他求賢不論出身、經曆，不計親疏恩仇。例如，“身兼文武，出將入相”，平定塞外大患，屢建奇功的李靖，原為隋朝名將，曾因識破李淵造反意圖，趕赴江都告發，後被李淵擒獲，要下令斬殺，而唐太宗十分敬重李靖的軍事才能，一手將李靖救下，並加以重用，功拜尚書，封衛國公。再如，曾力勸李建成及早除掉的太子謀士魏征，也因太宗愛惜其才能，不計舊怨，加以重用，由諫議大夫遷升鄭國公。在唐太宗身邊集聚的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曆代帝王所沒有的。
（二）能思己過，鼓勵納諫。他多次對侍臣說：“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可得者，隻為不聞己過，或聞過而不能改也。”又說：“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他還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唐太宗並以”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為鑒戒，要求大臣們“每看事有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而且形成製度。為了鼓勵別人“諫諍”，他還給予嘉獎。如太宗下令處決一個不該判死罪的人，大臣孫伏伽據法上疏反對，他不僅收回成命，而且將蘭陵公主花園賞給孫伏伽。太宗因魏征在當諫議大夫的三年中，“每犯顏切諫”，提出進諫200多條，論功提升魏征秘書監，參與朝政。魏征病故，太宗悲痛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占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得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