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至五代的近1200年間，重要人物的管理思想，除上述外，還有秦時李斯的中央集權管理思想，西漢賈誼的行仁政、抑奢侈、重均衡的管理思想，西漢晁錯的重農薄賦思想，汜勝之的農業綜合經營思想，王莽的“五均六管法”，東漢王符的明選考功與省役愛日思想，崔寔的家庭經營管理思想，曹魏時傅玄的社會分工、精簡官吏及進步的稅役思想，南朝宋時周朗的德、才、能、識標準的選才思想，北魏孝文帝的行政管理思想，西魏時蘇綽的強國富民思想，唐時劉晏的“取人不怨”、“以養為先”及經濟效益思想，唐時楊炎的簡化稅製、量入為出的財政管理思想，唐時陸贄的“安富恤貧”及獎勵移民思想，韓愈的“伯樂識千裏馬”的人才管理思想，白居易的平稅、恤民、薄賦、節用、求賢、順民、精官等富國安民思想，等等。
（第三節）宋元明清時期的管理思想
從宋朝建立（公元960年）至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的曆史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雖然繼續發展，但到了清朝後期已逐漸衰落，在明朝的中、後期曾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範仲淹的人才管理思想
範仲淹（989——1052年）。曾任北宋參知政事（副宰相），是北宋的政治家，他正直敢言，關心民間疾苦，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之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寫下的千古名句。
他認為人才關係到國家的興亡：“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他對當時邊境不寧、民不聊生的殘亂局麵深懷不安：“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誡國家之深憂”。
他深刻地揭露了北宋用人的弊病：“才與不才，一途並進”，“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曆曆皆是”，“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耄者、懦者、貧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紛紛占據要職。這些人“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而孜孜於子孫之計，誌不在政，功焉及民？”不僅如此，這些平庸之輩還想方設法排擠有才之士，“賢傑之才，讒嫉者眾”。
範仲淹提出了任用人才的如下標準；1.不能用誇誇其談，言而無實的人；而應用不作浮言，專幹實事的人。專幹實事的人“發必危言，立必危行”，有益於治理國家。2.不用唯唯諾諾、報喜不報憂的人；而用敢於直諫利於革弊除害的人。他希望朝廷“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3.要用人之專長，不求全責箭。怎樣發現人才，他主張改革科舉考試，建議在考試取仕時“先策論以觀其大要，以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存留，以全才升其等級。”他的這種主張對我國古代科舉製度的改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何發揮人才的作用，他認為人君和人臣之間要明確職權，“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也就是放手讓各級行政人員管理自己職權範圍的事務，讓他們有職有權，各司其事。
範仲淹非常重視人材的培養：“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要“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他主張在教育內容上應“教以經濟之業”。在人才管理上，他提出如下改革措施：1.以政績（如在經濟、法律方麵的實際成果）作為提拔官吏的主要依據；2.對各級官僚子弟靠“恩蔭”做官的特權進行一些限製；3.罷免不稱職的舊官吏，“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貧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