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範仲淹針對當時積貧積弱的形勢，提出了以下十方麵的改革措施：1.明黜陟；2.抑僥幸；3.精貢舉；4擇官長；5.場公田；6.厚農桑；7.修武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這些好的主張，由於受到貴族官僚的強烈反對而難以實行。
蘇洵的義利結合思想
蘇洵（公元1009——1066年）和其兒蘇軾，蘇轍都以文章著名，合稱“三蘇”，唐宋八大家中，三蘇占了三家。蘇淘雖久為布衣，但“皇皇有憂天下心”。
蘇洵主張要治理國家，必須正確處理“義”和“利”的關係。一方麵不能沒有“義”，但又不能片麵地強調“義”。他說：“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他並舉例說，伯夷、叔齊為了“義”而不食周粟，以致於餓死，但他倆的大義行為與“天下之人”並無實際利益關係，人們眼見其餓死而毫不悲哀。他認為造成這種後果的原因，不是“義之罪”，而是“徒義之罪”，是片麵講義的惡果。他說：“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另一方麵，不能沒有“利”，但又不能片麵強調“利”。他說，所謂“君子恥言利”，並不是不言利，而是恥盲“徒利”。他舉周武王為例，認為周武王伐殷是“揭大義而行”，但他同時又“發粟散財”以“恤天下之人”，因而得到天下人的擁護，可見“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蘇洵很讚同《易·乾傳》中的“義者，利之和也”，“刊物足以和義”的說法。他提出：凡講義時，要充分注意到利，這叫“利義”；講利時，要充分注意到義，這叫“義利”。“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渚掌矣。”
蘇洵說：“利之所在，天下趨之”，實際上是把利看作人們的內在要求，而把義看作人們的道德規範。這種義、利相結合的思想，雖對治國是一種重要原則，但在充滿了階級矛盾的封建社會，那是很難做到的。
曾鞏的節用裕民思想
曾鞏（公元1019——1083年），北宋進士，任知州多年，北宋著名文學家，被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讚成荀子的“節用裕民”主張。曾鞏說：“所謂裕民者，取之有製，使之優厚之謂也。所謂節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謂也。”他分析裕民的意義說：“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
他主張節約國家的財政開支，減輕賦稅，這樣就可“裕民”。他通過不同時期官員數與郊（祭天）費的大幅度增加的統計數字，建議衝宗皇帝減少官員和費用開支。當時，財政年開支十億以上，如果每年節省十分之三，就是三億。他認為通過節省開支，不難實現富國的目的，改變積貧局麵，他要求神宗“變因循苟簡之敝”，“大修法度之政”，大力縮減財政開支，“以幸天下，詒萬世”。
公元1086——1087年，河北先後發生水災和地震，按救災常法是發給災民救濟糧，曾鞏認為這種消極的救災辦法不好，百姓不幹別的，每日專門等待領救濟糧，而且發糧數量很大。他主張少發些糧，每戶再發些錢，這樣做有好處。他說：“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複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曾鞏的救災措施使生產得到恢複，財政收入也相應增加，這也體現了他的“裕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