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治國理財方略
張居正（1525——1582年），自幼聰穎過人，4歲讀書，9歲通六徑大義，11歲中秀才，15歲中舉人，22歲中進士，神宗在位時，為內閣首輔。他的治國理財思想及實踐經驗，對後世有著重要影響。1568年，他向穆宗上的《陳六事疏》中，提出了六項刷新治理國家的綱領，主要內容如下：
（一）省議論。張居正掌管國政，最重“敦本務實”。他反對不務實際。隻尚空談的虛浮習氣，認為“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因此，他要求各級行政機構“省事尚實”，“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空言”，必須“求躬行之實效。”他這種“省事尚實”的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也有著現實意義。
（二）振紀綱。他指出法紀廢弛的原因主要是各級掌權者，他說：“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棱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幹紀，而莫之誰何”。他主張必須克服官員的徇情賣法行為，做到“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法所當加。雖貴迫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三）重詔令。當時，明王朝由盛而衰，政治腐敗，國家管理職能很差，“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從停擱；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拔、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張居正主張“重詔令”就是令行禁止，提高國家管理係統的辦事效率。
（四）核名實。張居正針對當時真才實能之士無由得進，百官有司之職無由得舉的狀況，提出“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他認為“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在他掌政期間一再裁汰冗官冗員。
（五）固邦本。張居正十分重視安定民生，他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為了改善國家經濟狀況和安定民生，他提出以下措施：省征發，輕關市；節儉省用，與民休息；治理黃河，排除河患；整頓並改革賦稅製度。
（六）飭武備。張居正針對當時北方蒙族和遼東土蠻部不斷騷擾而邊境不安的狀況，提出以“外示羈縻，內修戰守”為安定邊防的總方略，在他當政的時期，基本肅清了多年的外患，鞏固了國防。
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說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明末清初學者。當時由於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因此，他的“工商皆本”說具有重要意義。
黃宗羲不同意把農業看做本和把工商業看做末的傳統思想。他把工商業也提到“本”的地位。在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他主張由過去的重農抑工商，轉變為農工商並重。他認為凡是有利於社會財富增長的都應該是“本”，而凡是耗損、浪費社會財富的，都應該是“末”。婚喪擺宴、佛巫迷信、酒肆奢侈等都應當屬於“末”。
黃宗羲把“切於民用”的一般工商業看做同農業一樣，是社會、國家所必需的，決不是什麼“末”。他還以儒家經典來說明工商業是古聖王所重視的。他寫道：“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意思是說那些“世儒”不懂得這些道理，把工商業視為末，還胡說八道地要抑工商業，這是違背儒家經典精神的。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是當時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出現萌芽的產物。假定他這種進步思想被其時的當政者所接受，並努力按照這種思想發展工商業，中國的商品經濟就絕對不會是今天這般情境了。
從宋朝建立至中華民國成立的九百多年的曆史時期，除上述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外，還有：北宋時李覯的“一切通商”和“強本節用”思想；蘇軾的重視人才和嚴整軍紀思想；李誡的生產質量、專業分工及成本核算思想；南宋時朱熹的減輕賦稅和救荒思想；許衡的順民心、重農桑、興教育思想；元代盧世榮平抑物價思想；明代丘浚的以養民為首的經濟管理思想；徐光啟的用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思想；張履祥重視農業經營管理和講求經濟效益思想；顧炎武加強人治與地方治權思想；清朝康熙首重人才思想；龔自珍行政改革與移民實邊思想；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正確對待西方科學技術的思想。
本章主要參考文獻：
1.何奇等主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
2.餘勝椿主編：《治國之道》；
3.虞視堯、沈恒澤主編：《中國傳統管理思想新探索》；
4.楊先舉著：《兵法經營十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