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熱心舉辦儒學教育，可以概括成以下方麵：
第一，興建正規的國子學。
蒙古占領燕京後，燕京行台官王橄新成立了夫子廟學。窩闊台五年（1233年），蒙廷在燕京夫子廟的基礎上設立國學，然而，這個“夫子廟學”總的而言隻是王械運用職權建立的燕京地方儒學，此“國學”也隻是蒙廷舉辦的蒙古貴胄學習漢語的學校，兩者都不是“國子學”。
到元六年（1269 年）七月，應張文謙、竇默奏請，忽必烈正式置國子學，命許衡為第一任國子祭酒，選舉貴族。到元二十四年（1287 年）閏二月，又增設國子監，掌國子之教令。
國子學和國子監的正式成立，讓元朝廷開始有了儒學最高府，而同其他漢地王朝沒有兩樣了。
第二，地方普遍興辦儒學。
中統二年（1261 年）八月，忽必烈聽了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的意見，特詔各路設立提舉學校官，選博學老儒敬鉉、王萬慶等三十充任，訓練在學諸生，儲備人才。這意味著北部中國地方官辦儒學的全麵恢複與重建，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蒙古統治者不重視儒學文治的局麵。
平定江南後，南宋原有的地方官學很多被繼承，還在元二十四年（1287 年）設立江淮十一道儒學提舉司，專掌儒學教育宗初，南儒學提舉進一步改為各行省隻設立一個全國範圍的地方官辦儒學的普遍設置，都是在忽必烈朝完成的。
第三，儒學教官的製度。
儒學教官一般始於宋朝。忽必烈實現南北統一後，中央和地方各級教官的製度化逐步設立。即國子學設祭酒、博士、司業、各道，助教（後改行省）設儒學提舉司正、副提舉，路學設教授、學錄、學正、散府學和上、中州學設教授，下州學設學正，縣學設教諭。到元二十一年（1284 年）還設了《教官格例》，予以管理教官之方法。
儒學教官的普遍設置，客觀上同元代諸色戶籍職業分類體製相對應，忽必烈將其製度化，一定程度上也為儒學教育發展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同熱心儒學教育形成較大反差的是，忽必烈對科舉很悲觀。忽必烈即汗位初，曾召許衡於上都，問怎樣科舉。許衡回答：“不能”。忽必烈說：“卿所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據說，到元十一年（1274 年）忽必烈曾讓朝臣討論過科舉行廢問題，且製定了嚴格的格式，但一直未實施態度，既受漢厭惡金宋文士溺於場屋奔競、唯務賦空文的輿情影響，也同他是蒙古人有一定的聯係。
早在金蓮川藩府時，讀經窮理的理學家群與熱中詩賦的金源文學群，在興趣理念等方麵就是有所區別的。元朝建立後，兩方雖都讚成科舉，但在試經義抑或試詩賦上有很大的區別。忽必烈對舉取士並不是有很大興趣，或許他意識到科舉考試是漢人士大夫的“專利”，對蒙古貴族不利，他有意無意地利用這兩個群體的分歧，阻止開科舉士。
當徒單公履建言試詩賦開科舉時，忽必烈特意詔命竇默、姚樞、楊恭懿等雜議，楊恭懿等馬上說“日為賦詩空文”的弊端，忽必烈馬上認可，並作為拒絕科舉的理由。
當徒單公履得悉忽必烈尊崇佛門中的教宗（指天台、法相、華嚴等宗）而壓抑禪宗，乘機進言：儒人亦有教、禪之別，主張以詩賦科舉取士的，類似佛門中的教；道學則類似佛門中的禪。忽必烈聽罷，非常憤怒，甚至命令他們與一位中書省左丞“廷辯”。恰巧遇到了董文忠，忽必烈竟質：“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董文忠連忙解釋：“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益治國，何關修身！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都是孔孟，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經忽必烈親近宿衛董文忠這樣說，忽必烈才算停止了對理學家姚樞、許衡的指責與痛斥。
忽必烈對儒士中的讀經之士與熱中詩賦者，有不同意見，但標準隻有一個，那就是實用。他曾經對藩邸舊臣趙良弼說：“高麗小國，匠人棋人都超過漢人，關於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隻是課賦吟詩，有什麼作用？”忽必烈這裏說的漢人，很明顯是指原金朝統治下熱中詩賦的北方人文士。忽必烈討厭“隻是課賦吟詩”，是因為他們於治國修身無用。徒單公履借門教、禪之別，一度攻擊理學家奏效而引起忽必烈對許衡、姚樞的極為不滿，也是因為他們諱談兵賦，空言性理。
非常顯著，忽必烈既重儒士又嫌其迂闊的心理，說來也簡單，就是儒士儒學不能完全滿足其“為我所用”的需要。
在忽必烈較熱心地舉辦儒學教育於拒絕科舉的複雜政策下，居然出現了“九儒十丐”的奇怪情況，這又作何解釋呢？
自南遺民鄭思肖《大義略敘》。原文日：
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都有自己統轄的範圍，僧為僧官統僧，道士為道官統道士。
首先，鄭思肖所雲自“官”到“丐”的排序，一般是元朝職業戶計的分野，當時的戶籍名色，的確包含了吏、官、道、僧、醫、獵、工、民、儒等類別，而且是各立官署，自治其人。少了“軍”。上述排序中的“九儒十丐”，隻是鄭思肖按職業戶計的臚列，不是官方正規，所以，不能全麵反映忽必烈時期儒士的實際地位。
第二，忽必烈時期的儒士，雖然能享受免除差役、儒戶定籍、選拔充當教官及儒吏等待遇，但唐宋以來儒士賴以仕進登龍的科舉遲遲未舉行，大多數儒士“學
而優則仕”的門徑被堵死。而在地方教官中，隻教授有資品（從八品、正九品），學錄、學正、教諭、山長等都是無資品的流外職，薪水每月隻有鈔三兩以下。免有“熱選盡教眾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類的哀歎牢騷。就仕進隻限於中下層教官和吏員的大多數儒士而言，其地位確實是比較低的。儒士雖然未必卑微到第九位，但比僧、道肯定是低的。汪元量“釋氏掀天官府，道家隨世功名。書生無用分明”的詩句，是無稽之說。
在漢人的幫助下和自己親身實踐中，忽必烈很明白“人才乃治之本”與“天下治亂，係於用人”的道理，他相信成吉思汗說過的那句：“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所以，他尤其重視選拔與任用幫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
還是在身居藩邸之際，忽必烈就認識到用人的關鍵，他極為重視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攬了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等很多人才，最後成就了很大的偉業。
忽必烈，意欲仿效唐太宗，廣泛招攬四方之士，成就一番偉業。所以，他思賢若渴，聞才即拜，不惜廣聘人才，禮賢下士。
忽必烈見身披袈裟的劉秉忠足智多謀，學問很深，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後來令其還俗，來幫自己。
忽必烈聽說趙璧有才，即派“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聽說金朝進士李俊民是位賢才，便“以安車召之”。又聽說金朝狀元王鶚是人中之傑，也派人到漠北。
至於“有王佐略”的姚樞、“才器非常”的郝經、多才多藝的李冶、以經術而知名的竇默、學優才贍的李昶、理學大師許衡、金代文學泰鬥元好問、見識非凡的張德輝、聰明能幹的張文謙等人，更是不能漏掉，想辦法用了。
正如李謙所描述的，忽必烈“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令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分任嶽牧，布列台閣，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
忽必烈登基後，渴求賢士的精神還沒有改變，他多次下詔征求人才，比如，至元十八年（1281 年），“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複詔求隱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聞”，等等。
忽必烈聞聽楊恭懿是位人才，非常不凡，派人多次誠心邀請，才請人京師，
大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味道。在忽必烈的倡導和真心真意求賢的感召下，其時，用才、薦才、惜才非常流行。
儒學與術數兼通的太子讚善王恂、很有大器的禦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戶部尚書馬亨、大科學家郭守敬、守正不阿的刑部尚書尚文、書畫泰鬥趙孟頫等人，都陸續被推薦入朝，還受到了重用。
以往，人們在評論忽必烈用人時，認為他將百姓分為四等，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用人極其不公。事實上，忽必烈用人並非完全區分民族與地域，隻要有才，且願意為他服務者，他都加以利用。
比如，在他所任的著名人物之中，有蒙古族的安童、伯顏、哈喇哈孫、完澤、玉昔帖木兒等；有漢人劉秉忠、董文炳、張文謙、董文用、董文忠、文統、史天澤、趙璧、張啟元、楊果、商挺、鄭製宜、李庭、賀惟一、汪惟和、劉整、範文虎、盧世榮等；有南人趙孟頫、程钜夫、葉李、王龍澤、留夢炎、餘恁、萬一鶚、張伯淳、孔洙、淩時中等；有色目人不忽木、廉希憲、賽典赤贍思丁、阿魯渾薩理、阿合馬、桑哥等；還有西夏世族高智耀、契丹宗室耶律鑄、拂林人愛薛、西域造炮專家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尼泊爾建築藝術家阿尼哥、西藏宗教領袖八思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
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時，曾有人說：“钜夫南人，且年少”，反對任用程钜夫。忽必烈一聽，非常憤怒，說：“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
在任用趙孟頫時，也有人說趙孟頫是被元朝滅亡的南宋宗室，怕國人爭取，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忽必烈不聽，依然和以前那樣。
忽必烈任用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說明忽必烈用人並非嚴格劃分民族界限，而是看其是否有才及其對自己的忠心怎樣，隻要符合條件，他都大膽任用。
當然，忽必烈把蒙古人放在第一，而把漢人與南人放在低於蒙古人的位置上，那是忽必烈害怕漢人與南人不能盡心輔佐他所致，實際上，忽必烈這種擔心與畏懼也是必要的，可以完全理解。
忽必烈還能知人善用。劉秉忠曾經對他建議說：“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忽必烈認為有道理，所以，尤其注重利用人才的長處，以便分別發揮作用。
比如，許衡等人深通儒家經典與曆史上的治亂興衰之理，但他們又有些流於空談，不務實際，特別是對國家急需的理財問題很不清楚，這樣的人才就不是宰相之才，因此，當有人提出讓許衡做宰相時，忽必烈不予采納，而讓他去管理教育及備顧問，才是真正地發揮了許衡的的優點。
忽必烈認為，宰相之才，需“明天道，盡人事，察地理，兼此三者，乃為稱職。”他認為阿合馬等人才可任宰相。
阿合馬等人善於理財，忽必烈任用他發揮其特長，這是正確的。但阿合馬等人又有貪汙受賄與大肆搜斂的短處，忽必烈未能加以限製，致使其理財失敗。
過去，人們都認為忽必烈任用盧世榮、阿合馬與桑哥是其失誤，事實上，忽必烈也是量才使用。平心而論，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也確實是理財之人，忽必烈任用他們並沒有錯誤，隻是在使用過程中沒有對其商人貪婪的一麵加以限製而已，所以出現了很大的損失。
忽必烈用人不搞絕對化，不任意更換。阿合馬理財時任用了大批人，很多是當世之才。阿合馬被王著錘殺以後，其奸貪之事暴露，忽必烈對阿合馬之黨進行了處罰。
隨後，盧世榮受任理財，盧世榮有意任用一些阿合馬任用的人才，但害怕人們說他，特上奏忽必烈說：“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都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我想選擇有才能的人使用，然懼有言臣用罪人。”
忽必烈很讚同阿合馬所用之人“豈可盡廢”的觀點，同意任用阿合馬時期的才能之士，特回答說：“不必如此，可用者用之”。桑哥理財失敗以後，有人提議，斥退那些在桑哥得勢時“為詩譽桑哥者”。忽必烈很不開心，說：“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嚐譽之矣”，堅持任用桑哥之黨首惡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
這種將盧世榮、阿合馬、桑哥之黨首從分開，不因時事而廢棄人才的做法，是對的。無怪乎封建史家說忽必烈“度量弘廣，知人善任”，忽必烈的確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風度和雅量的大人物。
所有偉人，僅靠一人的聰明與智慧，也難免有失誤之處，所以，古人特別重視廣開言路，把大臣進諫與皇帝納諫看成是名君名臣的美德。忽必烈接觸漢文化以後，也注重廣開言路，集眾人聰慧，治理國家。他用曆史上的名君為榜樣，注
意接受大臣們的建議與意見，成為曆史上著名帝王之一。
忽必烈即位伊始，麵臨的是一個百廢待興、曆經戰亂的局麵，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他急於思治，特召見張雄飛與江孝卿說：“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江孝卿聽了這話，搖搖頭謝稱“不敢當”。張雄飛就回答說：“古有禦史台，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都這麼寫；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這樣，則紀綱舉，天下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