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說出了一個薩特似曾相識的名字，但此時他的大腦一片空白，他搖了搖頭，波朗的興致越來越高：“盡管你倆有不少差別，但當我讀你的小說時，隻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現在我腦海中。”一切開始明朗了。原來，薩特和波朗之間有些誤會。波朗並不看低這本書，他隻是拒絕把它刊登在《新法蘭西評論》上，至於能否以書籍形式出版，他則拿不定主意。現在，加斯東·加利瑪爾本人親自批閱了這本書，愛不釋手，決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這位出版家惟一不滿意的隻是這本書的題目。薩特提出把書名改為《安托萬·羅康坦的奇遇》，在取書名方麵饒有絕竅的加利瑪爾也不同意，因為這可能會使讀者誤認為這是一本通俗的冒險小說。他斟酌再三，建議改為《惡心》，薩特接受了。
1938年春，《惡心》出版了，評論界以歡迎和肯定的態度接受了它。
《惡心》的成功是勢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許多歐洲小說所表達的一類情感的先期預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時的書。讀過這部小說的人第一次感覺到：文學與其說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說是研究內心和清除幻覺的共嗚板。
同一時期，《新法蘭西雜誌》還發表了薩特的短篇小說《牆》，這引起了更大的轟動。《牆》描述西班牙戰爭中囚犯等待處決和臨刑的情景，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所謂“恐懼”心理。《牆》使薩特這位文學新人備受矚目，許多讀者紛紛寫信給他。
1938年春是一個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學繼續教書，重寫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說外，薩特還開始從事文學批評，成了一名批評家。
1940年5月10日，德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其不意地突破馬其諾防線，進入法國本土，始料不及的法軍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觸即潰”。5月23日，薩特最親密的朋友——保爾·尼讚在前線陣亡。6月21日，也就是薩特35歲生日那天，他與成千上萬潰退的法軍一起當了囚犯。
薩特最初被關在巴卡拉，兩個月後被遷至西德特裏爾集中營，隨後開始了將近9個月的戰俘生涯。身處淪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為薩特擔心：這個一直養尊處優，一直無法忍受紀律和強製的人能忍受得了成為一名俘虜嗎？但薩特接二連三的熱忱來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說，戰俘營的情況遠非無法忍受，供給的東西是不太夠用，但犯人們不必勞動，因此他仍能堅持寫作。集中營裏有各種各樣的人，他已經交了很多朋友，並日益感到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薩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經受這一切變故嗎？他怎麼會對那樣一種明顯的痛苦生涯“懷著強烈的興趣”呢？
薩特並不像波伏娃所擔心的那樣，是為了寬慰她而編造謊言，他甚至一點兒也沒有誇大其辭。戰俘生活的確不讓薩特感到難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溫好久都沒有過的集體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很樂意成為群眾中的一分子。戰俘營是每15個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於沒有其他事可幹，俘虜們幾乎成天躺著。然而這樣的生活並不乏味，因為“可以無日無夜、毫不間斷地與人交談，直接往來，平等對待”。薩特從這種生活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並開始努力使自己像一個普通人。他發現難友們大多都是拒絕妥協和讓步的高尚的人，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那種兄弟情誼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薩特十分欣賞這些人即使處於厄運中也毫不減弱的即興機智，而集中營生活中無時不體現出的簡單的純樸則讓他回味無窮。
獄友們也十分喜愛薩特，因為他博聞廣見又口若懸河，他的嘴裏總會出其不意地吐出讓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給大家上哲學課，講海德格爾、尼采、司湯達……薩特原來是不大喜歡講課的，現在卻樂此不疲，因為他愛講什麼就講什麼，也因為此刻知識真的成了點燃生命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