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早晨，我們一大早就從漢堡飛往法蘭克福。將近中午時，我還必須繼續飛往曼穀，我應該在泰國為我們的援助項目參加一所學校的開幕式，這個日期早就訂好了。克勞迪婭隨同我一起飛往曼穀，我不想把她一個人留在德國，讓她不得不去對付那些記者。托馬斯·施特倫茨雖然威脅過她說，要是她跟著我上飛機，一切就完結了；然而這個威脅早就沒有分量了。
我跟克勞迪婭還沒有一張真正清晰的雙人照，我們想過一陣子再說。到法蘭克福以後，攝影記者們都在暗中守候著我們。那時候我們的事已經在外麵傳開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記者的跟蹤追擊已經開始。所以我們不能手挽著手一起走向門口。克勞迪婭跟我的一個朋友先走一步，她戴著一頂帽子和一幅太陽鏡，這樣就不能夠被認出來了。她走了半個小時以後，我才動身跟來。
在曼穀，我們住在著名的曼穀東方飯店，這裏也有一大群記者在暗中守候。我們跟記者玩起了“貓捉老鼠”的遊戲。我們在曼穀呆了5天，他們一無所獲，而且隻拍到了一張我們真正在一起的照片。
然後我飛往泰國北部，從那裏我還搭4個鍾頭的汽車前往瓦維山區，在那裏為一所學校揭幕；而克勞迪婭則繼續留在曼穀。我不想帶她去，因為這個學校援助項目是我和馬丁娜以及我的朋友哈拉爾德·維維亞斯共同組織的，而且是跟德幽RTL電視台一起資助的。
在這段時間裏，克勞迪婭的兒子托米住在她的母親那裏，這是她跟托馬斯協商好的。我們飛到泰國後才過了一天，托馬斯就把他給接走了。據說是因為他想他的兒子了。這是一個大錯誤!在他接走兒子的第二天早上，一張馬路報紙的第一版刊登了一張照片：托馬斯·施特倫茨送他的孩子去幼兒園。顯然，這件事是有預謀的，這是為了讓大家看看：克勞迪婭是一個多麼狠心的母親，當她跟她的情人斯特凡·埃芬博格雙雙到世界遠遊時，那個可憐的受苦受累的父親，不得不照料他們幾個幼小的孩子。克勞迪婭是否把一切事情都跟她的母親或者婆婆商量妥了，這一點沒有人能夠知道。當她看到報紙上那張照片時，她震驚得不得了。這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刻之一。我千方百計地安慰她，但是她這時隻想回到他的孩子身邊。
我們回到了慕尼黑。當飛機著陸時，我安排車直接到跑道來接我們。人人都知道：克勞迪婭·施特倫茨跟斯特凡·埃芬博格坐在某一架飛機裏，他們必定會在某一個時刻從某一個出口出來。攝影記者和電視拍攝小分隊紛紛湧到機場。我們又要使他們的打算落空了，我們從跑道直接被接到了旅館。隨後我們的衣服也被送來了。到這時為止，隻有我們在漢堡機場的一張模糊的照片，以及在曼穀的一張照片，不過這張照片隻能讓人們看到我們的背影。
在聖靈降臨節的星期天，我們在慕尼黑對自己說：“好吧，就讓那些攝影記者盡管去拍我們吧，就讓他們得到他們的照片吧，反正我們必須出去了。”
於是我們去馬克西米利安迪斯科舞廳跳舞，我們要痛痛快快搖滾一下。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居然沒有一個攝影記者跟蹤我們。但是這個舞廳的女店主比爾吉特想得到她的照片。
“我們不可以拍一張照片嗎?”她問，“隻為我們自己拍，然後我在這裏找個地方掛起來。”
“當然可以，”我說，“就我而言，你可以跟克勞迪婭一起拍一張照片，但是我們兩個人的照片你是得不到的。”
在星期四的一張馬路報紙上刊登了一張巨幅照片：這是克勞迪婭和那個迪斯科舞廳的女店主。不知道這家報社是怎樣弄到這張照片的。照片旁邊的大標題寫著：“他們在馬克西米利安跳舞，一直跳到淩晨3點。”報紙上還詳細地列舉了我們喝了什麼，吃了什麼，當時放的什麼音樂，等等。我的天啊，我心裏想，難道這些人就沒有別的事好操心了嗎!不過這樣一來，比爾吉特至少作了一次出色的公關工作——而我們也自有我們的樂趣
但足，他們還是沒有我們兩個人共同在一起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