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軍突起，出其不意，是西方采取的重要結構手法之一。在情節的順向發展中，或安排出人意料的逆轉，或設置奇突的懸念，有時如巨峰飛來眼底，有時似長河流入腳下，突兀奇異，出人意外，卻在情理之中。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從主人公湯姆的出生，寫到獲得愛情幸福，頗似中國小說的結構。但在情節發展中，並非平鋪直敘，而是充滿了曲折和懸念，湯姆為養父的病情轉愈，而開懷痛飲，卻成了“幸災樂禍”的口實，被趕出家門；在流浪困厄之中剛與情人邂逅相遇，卻因“殺人罪”被逮；而被他“誤殺”的人，實際上並沒有死，從而突然獲得釋放；最後，更來了個意想不到的轉折：原來他並不是女仆的私生子，而是養父的胞妹所生。於是，身份頓改，終於獲得愛情幸福。意外的事件，突發的轉折，牽動人心的懸念，以及災難中的光明，不幸後的團圓，真可謂一波三折，奇峰相連。難怪被人譽為“著名的結構典型之一”。在雨果的《九三年》中，剿滅叛匪的共和國軍大獲全勝，叛匪頭子郎德納克被困古堡之中，成了甕中之鱉，但他卻出乎意料地從暗道逃脫了。誰知，為救大火中的三個孩子，他有自投羅網，折了回來。可是就在要他上斷頭台的頭天夜裏，司令官郭文竟將他放走，自己代他上了斷頭台——意外接著意外，波譎雲詭，奇妙莫測，使讀者有應接不暇之感。
時序的任意性，是西方小說結構的另一種特征。即：將事件的自然順序打亂，從中間或結尾處入筆；甚至將情節切割，重新組合，以突出最富吸引力的部分。《雙城記》從梅尼特醫生獲釋後的生活寫起，對他的十九年冤獄，用的都是補筆。《呼嘯山莊》開篇時，主要事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歐也妮·葛朗台》塑造吝嗇鬼是從葛朗台的暮年入筆……都巧妙地采用了凝聚筆法。
另外，西方小說特別重視開頭。他們一般不用中國那種慢鏡頭式的“報家門”，而是帷幕一拉開，立即“切入”精彩的事件之中。宛似流星自天外飛來，轟然一聲，將讀者緊緊抓住。英國作家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以一場生動的對話拉開帷幕，向讀者提出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有著五個待嫁女兒的母親，該將那一個女兒下嫁那個可以擇配的男子？《複活》以馬斯洛娃被押出庭而展開情節，讓主人公的不幸命運，一下子緊緊揪住了讀者的心。至於西方短篇小說的結構，更是花樣繁多，新穎別致，不及一一細述。總之，由於西方小說從主題表達和增強吸引力著眼，精心結構情節，所以，不但極少陳舊平淡無奇之作，而且留下了許多可供借鑒的範本。
第三節 中西小說的人物塑造
中西小說在人物塑造的藝術手法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白描手法的熟練運用與內心世界的深層開掘。人物是小說描寫的主要對像，是構成小說的藝術主體。處於雛形時期的小說，以講故事為主，人物成了事件的負載者，是構成情節的一部分。但自小說進入成熟期以後，人物的塑造變成了小說家注意的中心和焦點。從而為中西小說人物畫廊增添了數不清的、光彩奪目的藝術形像。在完成這一光輝使命時，中國小說與西方小說也表現了手法上的明顯差異。
一、情節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曆史
由於中國古典小說故事性特別強，而構成故事的正是人物的行為或人際之間的矛盾衝突。所以，中國小說往往借情節的進展，完成人物的刻畫。即特別擅長用白描手法寫行動。關羽的大義大勇，是通過斬顏良，誅文醜，溫酒斬華雄，過五關斬六將以及掛印封金，千裏尋親，華容道放曹操等情節來表現的。李逵的質樸魯莽、與“趙官家”勢不兩立的徹底造反精神，是通過誤信宋江搶劫良家婦女時的怒砍杏黃旗，大鬧忠義堂，聽到招安時的暴跳如雷，大罵大嚷來表現的。這種嫻熟的白描手法，即自然含蓄，又有著極強的藝術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