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連忙令人收起榜文，又命內侍給茅焦穿好衣服，賜他坐下，說：“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嚐明悉存亡之計。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恭聽！”
秦王此時想通了。先前那二十七個進諫者隻是一味地指責他的罪過，而沒有設身處地地為他分析利害得失。隻有茅焦，句句話都講到了正地方，令他茅塞頓開。茅焦，可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
茅焦見秦王已經誠心誠意地采納他的意見，便再拜道：“大王既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後。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嬴政聞言，立即命有關部門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備棺材，一同葬之於鹹陽城附近的龍首山，名之為“會忠墓”。就在這一天，嬴政為了顯示自己知錯即改、從善如流，令茅焦為自己駕車，親自前去迎接母親回鹹陽。
秦王的車駕來到械陽宮外，嬴政先令使者進去報信，然後跪在地上，膝行而前。見了母親趙姬，叩頭大哭。趙姬百感交集，也垂淚不止。——好一出煽情戲！
嬴政表演完自己的孝行後，便引茅焦竭見趙姬，說：“這是我的潁考叔啊！”此處，嬴政用了一個典故。潁考叔是春秋時期鄭國人。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莊公的母親薑氏因為更疼愛莊公之弟共叔段，便欲奪莊公之位給共叔段。在太後的支持下，共叔段悍然發動兵變，結果被早有準備的鄭莊公鎮壓。鄭莊公氣憤於母親支持弟弟，乃將母親囚禁起來，立誓與其母“不及黃泉無相見”，意思是他隻要活著就決不見母親一麵。潁考叔覺得鄭莊公這樣做不妥，便前往進諫，給鄭莊公出了個“掘地及泉、隧而相見”的主意，使鄭莊公與其母恢複了母子關係，被傳為美談。
薑氏與趙姬之事，倒頗有幾分相似之處。更巧的是，勸導鄭莊公的有個潁考叔，勸導嬴政的有個茅焦，曆史有時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為了答謝茅焦，嬴政拜茅焦為太傅，封上卿爵位。
嬴政與母親的過節，就這麼解決了。《資治通鑒》說嬴政與趙姬從此之後“複為母子如初”。應該說，經過這次變故，趙姬也無顏為一國之母後了。她愛得如癡如狂的“大陰人”嫪毐死了，老情人呂不韋被免職了，她今後也隻好收斂起旺盛的情欲，在冷宮之中默默度過餘生了。
自此之後，趙姬便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趙姬死了。如果推算一下的話，趙姬死時也不過五十歲左右。趙姬死後，嬴政將她與秦莊襄王子楚葬在了一起。就在趙姬去世的這一年，嬴政滅掉了趙國。
鳥盡弓藏：權相的悲慘結局
有人說過一句話，要看一個男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兩個標準：一是他娶什麼樣的女人，二是他選擇什麼樣的死法。
在死法的選擇上，呂不韋有點兒缺乏大家風範，他是到了山窮水盡之時才無奈自盡的，在此之前，他還一直幻想著親生兒子嬴政能夠對自己網開一麵。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就在趙姬回到鹹陽的同時，呂不韋卻被勒令搬到洛陽居住。趙姬剛被兒子原諒，還有些驚魂未定，這時自然不便於替呂不韋講情。對於呂不韋來說，他忙活了二十多年，結果卻落得一個被免職的下場，自然心有不甘。不過，看到親生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並且已經牢牢控製了秦國國柄，他倒也頗感欣慰。
其實，呂不韋在子楚身上搞風險投資，固然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但沒成想竟能偷天換日，使秦國實際上姓了呂，這一額外收獲，也足以令他誌得意滿了。
為了讓兒子早日乾綱獨斷，擔負起一統天下的曆史使命，他組織門客撰寫了《呂氏春秋》，苦口婆心地教兒子如何做一個賢明的君主。他大權在握之時，從未產生取嬴政而代之的念頭，而是一心一意輔佐兒子。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在處理趙姬一事上栽了跟頭。好在嬴政念其有立主定國之大功，隻是免其相職，讓他到洛陽的封地做富家翁。這一處罰，並不算太重。
如果呂不韋從此杜門不出，盡量低調過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概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也許，秦國人以及諸侯們都清楚，嬴政是呂不韋的兒子。嬴政處罰趙姬和呂不韋，隻不過是做樣子給秦國的老百姓看的。哪有兒子真的想懲辦自己父母的？
趙姬就是個例子。當初，嬴政將趙姬囚禁起來，因為不願原諒母親，竟一氣殺了二十七個求情者。結果呢，還是將趙姬迎接回朝，母子又和好如初了。於是，呂不韋的門客們以及諸侯們都認為，呂不韋被免職隻是暫時的，過不了多久，嬴政便會親自到洛陽迎接父親回鹹陽主持國政。所以，呂不韋這棵大樹雖然倒了，但樹倒猢猻未散。他的門客們大多仍聚集在他的府第，等待他官複原職。畢竟，在主子暫時倒黴的時候向主子表忠心，是最容易嬴得主子的好感的。
最可笑的是別的國家的國君們。他們也都想當然地認為嬴政不會為難自己的父親，呂不韋不久即會重掌秦國權柄。因此，竟有好幾個諸侯國派使者到洛陽慰問呂不韋，並給呂不韋封官晉爵，想趁此機會討好呂不韋，以便在呂不韋官複原職之後，與秦國搞好關係。然而，這些諸侯國的國君們大錯特錯了。他們派使者討好呂不韋，反而成了呂不韋的催命符。
嬴政聽說此事後，非常害怕。他既怕呂不韋真的被別的國家請去，將來成為秦國的對手，又怕呂不韋做不到三緘其口，將他與趙姬的秘密公之於世。屆時，嬴政繼承秦國王位的合法性便大成問題了。
此時的嬴政，早已不是那個剛到秦國之時的八歲的孩童了。他的童年時代是在受盡欺侮、備受壓抑的環境中度過的，少年時代又在宮廷中對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嗜權如命、殘忍暴虐的性格。為了保住王位，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他決定進一步處罰呂不韋——將呂不韋遷到偏辟荒涼的蜀地去。
如果呂不韋識相呢，最好自殺，這樣一了百了。
他不願親自下命令處死呂不韋，而是寫了一封信，派人給呂不韋送了去。信是這樣寫的：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接到嬴政的書信，方知兒子不會輕易放過他了。嬴政是要殺之滅口。
嬴政這封短信，卻流露出必欲殺之而後快的意思。
“君何功於秦？”
“君何親於秦？”
這冷冰冰的質問，如同重錘，狠狠地擊在呂不韋的頭上。秦國上下，包括諸侯之間，誰不知道，呂不韋為了子楚能繼承王位而傾家相助！誰不知道，嬴政的母親趙姬原本是呂不韋的小老婆！誰不知道，若沒有呂不韋，又哪來嬴政的今天！可見嬴政這麼說，是故意抹殺呂不韋對子楚和嬴政得到秦國王位的貢獻。
呂不韋不由恨恨地說：“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後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
然而，此時再說這些，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難道他麵見嬴政、向嬴政講明這一切，嬴政就能認他做父親？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這麼寫，明擺著是不想認他這個父親。不僅不認，而且也不會僅僅將他流放到蜀地就善罷幹休。
他呂不韋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明白了這些，呂不韋不禁歎道：“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矣！”
呂不韋此語，不見於正史，是《東周列國誌》的作者替他說的。後人揣摩呂不韋當時的心態，倒也合情合理。
呂不韋此時，或許有所懺悔。也許，他真的認識到自己罪當一死；也許，他覺得以六十多歲的高齡，長途跋涉到偏遠荒涼的蜀地去，已是他難以承受的酷刑。恐怕還到不了蜀地，他這把老骨頭就已經填了溝壑了……
司馬遷寫呂不韋收到嬴政書信後的思想活動，隻用了六個字：“自度稍侵，恐誅。”也就是說，呂不韋已經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他斷定，嬴政早晚會將他處死。
他無法接受來自親生兒子的羞辱，更無法接受親生兒子揮來的屠刀。他寧願一死。
當天，呂不韋將鴆毒放進酒中，飲之而死。
可憐一代巨商，戰國梟雄，竟落得如此下場！
呂不韋死了。
此時呂不韋的結發妻已經去世，葬於洛陽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沒有別的子女，史無記載。可以肯定的是，呂不韋死時十分淒涼，沒有親屬為他送葬。多虧跟隨他的門客，偷偷地將他的屍體運到北邙山下，與他的妻子合葬於此。今洛陽市東約二十公裏的偃師市南蔡莊有個大塚頭村，這裏有個呂母塚，據傳即是呂不韋之墓。
嬴政聽說呂不韋自殺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見一見呂不韋的屍首不可。由於呂不韋的屍體已被門客們秘密埋葬，嬴政求屍不得，大怒。這時，有些土生土長的秦國大臣趁機勸嬴政下令，在全秦國範圍內驅逐呂不韋的門客，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僅僅是呂不韋的門客，別的國家跑到秦國的宦遊之士也在被逐之列。“逐客令”規定，他國之人，凡在秦國做官的，一律免職，限三日內驅逐出境；有膽敢收留者，一體治罪。秦國的大臣們之所以為嬴政出了這個主意，為的是使秦國的貴族子弟有更多的升官機會。
由於秦國在六國中是個比較開放的國度，從春秋時期秦穆公之時起，秦國就善於招徠別的國家的人才為己所用，這使得秦國雖然偏在西戎，卻日益強大。也正由於外來人才占據了朝中的許多樞紐職位，使得秦國的貴族頗感壓抑，土著派與外來派的矛盾也日漸突出。
及見嬴政因呂不韋之事遷怒於呂氏門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於秦耳，請一切逐客。’”（《史記·李斯列傳》）
“逐客令”一出，秦國頓時朝野大嘩。有一個人，曾是呂不韋府中舍人，被秦王拜為客卿，此時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個頗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準備在秦國建功立業，忽聞秦王將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國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見自己的多年奮鬥成果將付之流水，不由橫下一條心，給秦王寫了一封義正詞嚴、氣勢磅礴的《諫逐客書》。這篇文章，不僅改變了秦王的愚蠢決定，改寫了中國曆史，而且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諫逐客書》全文如下：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餘於戎，東得百裏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裏，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麵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而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製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這篇文章極富說服力。他先舉秦穆公重用百裏奚等五名外來人才致使秦國稱霸西方、秦孝公重用衛國的商鞅變法致使秦國富強、秦惠王重用魏國的張儀破壞六國合縱、秦昭襄王得到魏國的範雎確立對六國的遠交近攻戰略等事例，說明外來人才對秦國的重大貢獻，如果沒有這些外國的人才來幫助秦國，秦國就不是今天的秦國。
繼而，李斯又列舉了許多來自他國而深受秦王喜愛的聲色寶物，說明“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這種做法不是一個誌在統一天下的有為之君的“製諸侯之術”。
李斯在文章中還總結出了一段千古傳誦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必須要有博大的胸懷，要任人唯賢，不要任人唯親。如果將各國來到秦國的卓越人才都趕跑了，這些人便會到別的國家去建功立業。這等於自毀長城，將秦國的棟梁之材資助給敵國，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敵人強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賢，這是老生常談。而這四個字，切實做到卻極不容易。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都是必須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對於商界來說，能否做到任人唯賢，更是一個公司、一個單位盛衰的標尺。
李斯的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歎服。
嬴政收回了“逐客令”，恢複了李斯的官職。
此後，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謀士，官至丞相，為嬴政統一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正因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使呂不韋的門客們免於被驅逐的厄運，也使秦王嬴政從此不再追究呂不韋自殺一案。
對於呂不韋之死，司馬公在寫完呂不韋的傳記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後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疇，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最後，司馬公發出了這樣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釋一下。
“孔子之所謂‘聞’者”，指的是《論語》中的一句段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的學生子張問孔子：什麼樣的士才能稱得上是“達”呢？
孔子反問子張：你所說的“達”是什麼意思？
子張說：就是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很有名氣。
孔子說：這叫“聞”，不叫“達”。你所說的隻是徒有虛名的人，並非通達之士。什麼樣的人才是通達之士？品格正直，為人好義，察人言語，觀人臉色，常懷謙退之誌。正因其在朝通達，在野亦通達，所以是通達之士。而所謂“聞”，即“名人”。表麵上看好像是仁人誌士，其行為表裏不一，還自以為是通達之士。這類人善於結黨營私，由於其黨徒互相吹捧，所以他無論在野還是在朝，都很有名氣，算得上是“名人”。
司馬遷認為，呂不韋充其量算是個“聞人”，不是通達之士。在《史記集解》中，馬融一語道破司馬公的含蓄評論：“此言佞人也。”原來，司公遷認為，呂不韋隻不過是個奸佞小人罷了，絕不是通達之士。
“聞人”，原來指的是“佞人”。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報刊上稱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王一亭等人為“上海聞人”，這些“聞人”不學無術，還以為這是媒體對他們的譽詞，欣欣然接受之而無慚色。
呂不韋機關算盡、拚搏一生，卻無可挽回地失敗了，而且是敗在自己的兒子嬴政手中，敗在強大的君權麵前。那麼，呂不韋的失敗，是否具有一種普遍意義？他的失敗，是不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