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在這裏說的是真心話，他知道以諸葛亮之才，自己臨終的安排，不足以製他。劉備臨終的安排當然已經盡可能地完善了，可是問題在於執行者的水平與諸葛亮不相當。所以劉備把話挑明了，等於給諸葛亮再加了一道道義上的緊箍咒，要的就是“亮涕泣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個結果。
其實在一番對答中兩人的潛台詞早已經很清楚了，劉備要是殺了諸葛亮，其屬下並沒有另外的人選能支撐起蜀漢，劉備親手建立的國家更確定會毀滅。“先主又對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備的意思是就算我死後你可能會篡國，但是我今天還是選擇不殺你。相信諸葛亮即使篡國也不至過激，能因此保全自己後代的意思很明顯了。
諸葛亮死後，劉禪才開始真正地掌握了一些權力，其重要體現就是擁有了部隊的控製權。起碼名義上，部隊的所有權屬於劉禪了。蔣琬繼承了諸葛亮的丞相職務，但是軍權算繼承了一半，畢竟劉禪封了他一個大將軍。
劉禪完全可以不封這個大將軍，諸葛亮死後，蜀漢政權中其餘的人物中並沒有能達到諸葛亮高度的人物。蔣琬沒有劉禪必須給他這個大將軍職位的實力。不過劉禪此人好像對權力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興趣，所以很快把這個大將軍職位封了出去。因為軍權不是完全繼承，所以蔣琬的丞相權力，顯然也不能算百分之百繼承了。剩餘的權力，當然是上繳給劉禪本人了。
有句成語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奇怪，為什麼就沒有“諸葛亮之心，路人皆知”呢？因為司馬昭之心，根本就是路人皆知的，但是“諸葛亮之心”就不一樣。他們兩個人的區別，在於司馬昭有既成事實為證據，賴也賴不掉，也沒有必要賴。而諸葛亮既沒有“篡國”的事實，也沒有“篡國”的具體表現，如果說為什麼諸葛亮會有大權獨攬、架空皇帝的表現，那就隻能歸結為劉備集團的脆弱和人才不足了。
劉備在和孫吳之間的戰爭失敗、病逝在白帝城之時，蜀漢政權內部其實十分不穩定。當時，劉備集團的主要武將，比如關羽、張飛，都已經故去，而這個集團內部又沒有能夠取代關羽、張飛的中流砥柱。
可是，因為益州地區是劉備從劉璋集團手中奪取而來的，所以劉璋手下的文臣武將，很大一部分都成了劉備的臣子。他們之中，有一群人是中間派，無所謂誰做君主，還有一批“臥底派”，原本和劉璋的關係不錯，益州被劉備占領之後，他們迫於形勢不得不屈服於劉備，成為劉備的屬下，但他們卻伺機而動，隨時想著推翻劉備集團的統治。
這些人的代表，就是李嚴，他在劉璋集團中威望很高，而且受到這一集團中其他人的擁戴。對劉璋集團人士，劉備本來是打算慢慢處置的，但是他沒有想到，自己還沒有來得及處理他們，就因為兵敗病重，即將不久於人世了。所以，劉備不得已而求其次，把蜀漢政權的命運交托在了諸葛亮的手中。
劉備將諸葛亮定為第一號托孤大臣，將李嚴定為第二號托孤大臣，他的想法十分明白：用諸葛亮來保證蜀漢政權“紅旗不倒”，防止劉璋集團的反撲；同時，用李嚴來製約諸葛亮，預防諸葛亮勢力太大，架空皇帝劉禪的權力。
有了這樣一個安排，蜀漢政權的命運已經被注定了：要麼就要在諸葛亮和李嚴為首的兩派勢力無休止的內耗中走到盡頭，要麼就要讓兩派中有一派消失，而另一派絕對地掌握絕對的權力。
最後的結果就非常明確了：諸葛亮利用劉備賜予他的托孤重臣地位，將軍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消滅了李嚴為首的劉璋集團殘餘勢力。為了防止與這一集團有關的人員進行破壞、反撲活動，諸葛亮不得不一直大權獨攬，甚至不惜剝奪皇帝劉禪的權力。
諸葛亮的行為，頗有點無奈的感覺。可是，他的做法，很多人都不理解，包括他盡力輔佐的皇帝劉禪本人。
有一件事倒可以提一下，諸葛亮死後有不少人建議為他立廟，可是劉禪抱定了“沒這規矩”一條理由，死活不同意。直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春才妥協，“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與諸葛亮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有李嚴，有魏延，可最重要的一位，該數這位後主劉禪吧？
廉以盡忠：諸葛亮的自我鞭策
何謂廉潔？東漢文學家王逸曾解釋說：“不受曰廉，不汙曰潔。”其意即指廉潔為清廉、清白，它與“貪汙”相對。
今人認為不損公肥私，不貪汙即是廉潔。其實，廉潔應當比這解釋有更廣的含義，這姑且不論。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曆代的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有識之士也大都提倡廉潔，反對貪汙。
《漢書·貢禹傳》記載，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就是例證。但是，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由於封建地主階級殘暴貪婪的階級本性，雖然口頭上講為官廉潔者比比皆是，而實際上真正能做到為官清正廉潔者卻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
據史載，諸葛亮在治理蜀漢時期，他自己以及蜀漢政府的官吏卻大體上能夠做到為政廉潔。《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記載，在諸葛亮治理蜀漢時能夠做到“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這種評價雖然不免含有封建地主階級史學家對諸葛亮的溢美成分，但諸葛亮在治理蜀漢時期政治比較清明，官吏比較清正廉潔的記載，還是具有一定的曆史真實性的。
作為一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為什麼在治理蜀漢時期能夠使蜀漢政府的政治清正廉明呢？這既有蜀漢當時曆史的客觀條件，也有諸葛亮個人的主觀努力的原因。
從當時蜀漢建立初期的客觀經濟狀況看，由於經曆了較長時期的戰亂，民生困頓，老百姓手裏沒有多少餘財可供官吏們盤剝榨取。這在客觀上迫使官吏們不可能對老百姓無限盤剝、聚財斂財，來供自己奢侈揮霍。這無疑是迫使蜀漢政權的統治者在一定時期內不得不注意節儉、官吏很少貪汙，能夠為政廉潔的客觀方麵的原因。更主要的，還是諸葛亮個人主觀努力方麵的原因。
諸葛亮主觀努力方麵的原因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三條：
其一，嚴明法紀。
縱觀曆史，一個政權的統治者能不能做到為政廉潔，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取決於這個政權的主宰者有沒有嚴格的法律製度以保證政府官吏的廉潔，杜絕貪汙，有了法律製度之後能不能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
諸葛亮在輔佐劉備奪取益州之後，針對劉璋統治益州時期“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的實際情況，極力主張以嚴法治蜀。他要求蜀漢政府的各級官吏要“清心寡欲，約己愛民”。
為了使官吏們做到清心寡欲，為政廉潔，蜀漢政府甚至在天旱時還頒布過禁酒令，規定“釀（酒）者有刑”，和藏釀酒器具者受罰。諸葛亮還製定了《七戒》、《六恐》、《五懼》等，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其二，倡導廉潔。
對一個政權的統治者來說，能不能做到為政廉潔，使政府的大多數官吏做到廉潔不貪汙，作為主要執政者必須要極力提倡廉潔。而要做到清正廉潔，就必須注意以下三個方麵的問題：
一是要提倡公忠為國，反對利欲熏心。簡單地說就是要正確對待一個“財”（或“錢”）字。
一般來說，一個忠心耿耿、忠心為國的人，往往是廉潔奉公的人；一個愛財如命，利欲熏心的人，往往是貪墨者。諸葛亮在治理蜀漢時，正是提倡表揚前者而反對後者。他所表揚、提拔的官吏也大多是一些公忠為國的人，而對一些私心很重的人則加以貶斥。如對“托誌忠雅”，“為政以安民為本”的蔣琬；對“殷勤，有忠於國”的董和；對“非公事不言”的劉巴；對“秉心公亮”，“進盡忠言”的董允；對“忠清款亮，憂公如家”的楊洪；對“忠勤時事”的薑維等人，諸葛亮都加以表揚、提拔重用；而對於“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情在榮利”的李嚴卻加以鄙薄責備。
二是倡儉反奢。從大量的事例看，廉與儉是緊密相連的，貪與奢也總是形影不離。一般來說能夠體察百姓疾苦，注意節儉的官吏往往能夠做到為政清廉；而不關心百姓疾苦，不顧民眾死活，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的官吏往往是墨吏。為了使蜀漢政府的官吏做到為政廉潔，諸葛亮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他說，儉可以養德，淡泊可以明誌。他提拔重用的許多官吏也大都能夠做到節儉，從而也能夠做到為政廉潔。如繼他和蔣琬之後為蜀漢丞相的費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薑維位居上將，處群臣之右，“清素節約”，“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劉巴“躬履清儉，不治產業”；董和不僅自己“躬率以儉，惡衣蔬食”，而且能夠“防遏逾僭，為之軌製，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史稱他“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在他死後，諸葛亮還多次表揚過他，號召官吏向他學習。
三是對酒、色加以限製。酒可以亂性，色足以迷人。為使蜀漢政府官吏做到為政廉潔，諸葛亮對酒、色加以限製。他認為，擺酒設宴，是為了講禮儀，表情義。但飲酒要適度，要節製，“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他認為淫慢則不能勵精圖治。為了防止後主（劉禪）腐敗，諸葛亮任命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後主常欲選擇美女，以充後宮淫樂，“允以為古者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
其三，率先垂範。
諸葛亮不僅倡廉治貪，而且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他心在漢室，不分先君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人所共知的。
他要求自己是很嚴格的。他身居高位，執掌蜀漢大權長達十多年，一直謙虛謹慎，不驕不奢，為官清正廉潔，不謀私利，不增私產。他家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別治生，以長尺寸”，“隨身衣食，悉仰於官，內無餘帛，外無贏財”，乃至“妾無副服”。這種節儉的作風和豪強地主的“田連於方國”、淫樂無度是不可比擬的。在當時三國的統治者中是少有的，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官史能不能夠清廉，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能不能正確對待家庭，正確教育子女。諸葛亮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也是很嚴格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曆史教訓是眾多的，也是深刻的。諸葛亮是深知其中道理的。因而，他非常注意嚴格要求、教育自己的後代。
在他率軍北伐曹魏時，他忍痛割愛，命自己的兒子諸葛喬與諸將子弟同榮辱，使其督五六百兵轉運軍需物資於山穀之中。
諸葛亮為保持終身廉潔，還帶頭反對厚葬。史載劉璋時“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諸葛亮主張“殯儀從簡”，在他彌留之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殮以時服，不須器物”。保持了他一生清正廉潔垂範千古的作風。
正是由於諸葛亮倡廉反貪，以嚴法治蜀，嚴格要求蜀漢政府的各級官吏做到清正廉潔，且能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故治理蜀漢時能夠出現“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的繁榮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懷自勵”，清正廉潔的政治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