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葛亮的一生中，最為出彩的，就是“三顧茅廬”時的“隆中對”。在後世的評價中，“隆中對”被認為是諸葛亮的天才之作，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戰略。那麼，這個計劃究竟是對是錯，其實施情況又如何呢？
戰略構想與局勢分布
劉備在投靠劉表一籌莫展的時候，發現了諸葛亮，於是諸葛亮與劉備進行了一場事關此後“三足”鼎立的談話，這就是《隆中對》。
當時，劉備問諸葛亮，現在曹操占據了北方，天下也被軍閥割據，自己身無立錐之地，又如何能夠實現誌願，統一天下，恢複漢室山河呢？
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權以來，各地豪傑紛紛起兵，占據幾個州郡的數不勝數。曹操與袁紹相比，名聲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夠戰勝袁紹，由弱小變為強大，不僅是時機好，而且也是謀劃得當。現在曹操已擁有百萬大軍，挾製皇帝來號令諸侯，這的確不能與他較量。孫權占據江東，已經曆了三代，地勢險要，民眾歸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至於孫權這方麵，可以以他為外援，而不可謀取他。荊州的北麵控製漢、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資都能得到，東麵連接吳郡和會稽郡，西邊連通巴、蜀二郡，這是兵家必爭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劉表不能守住，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來資助將軍的，將軍難道沒有占領的意思嗎？益州有險要的關塞，有廣闊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饒、地勢險峻的地方，漢高祖就是憑著這個地方而成就帝王業績的。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在北麵占據漢中，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但他不知道愛惜人民。有智謀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既然是漢朝皇帝的後代，威信和義氣聞名於天下，且求賢若渴，如果占據了荊州、益州，憑借兩州險要的地勢，西麵和各族和好，南麵安撫各族，對外跟孫權結成聯盟，對內改善國家政治。天下形勢如果發生了變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將軍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南陽、洛陽進軍，將軍您親自率領益州的軍隊出擊秦川，老百姓誰敢不用竹籃盛著飯食，用壺裝著酒來歡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這樣，那麼漢朝的政權就可以複興了。”
但是，作為政治家與戰略家，諸葛亮為劉備策劃之時，劉的底牌實在可憐得很，他必須站在現實的基礎上考慮戰略的可行性，就其先據荊襄漸窺巴蜀之計來看，實為唯一的圖存之策。當然這並不能證明他比同代的謀士們高出一籌，周瑜、魯肅均與之不謀而合。
“隆中對”並沒有實現，為此眾論紛紛，或論劉或論關或直斥諸葛亮無能，而當時地緣政治的複雜性與各方力量的消長變化，才是“隆中對”半途而廢的真正原因。
早在“隆中對”出現之前，劉表就把州治從江陵遷到了同屬南郡的襄陽，其目的也與孔明不謀而合，隻是劉表其人有謀而缺少決斷罷了，加之東麵尚有宿敵終難成事。但劉表北窺中原西圖益州的野心卻是昭然若揭的，這一謀劃很可能出自蒯越、蔡瑁等人。
不管怎樣，年紀輕輕的諸葛亮的目光還是可稱犀利的。這一策劃有三大關鍵：一是全據荊益，二是東和孫權，三是待天下有變。然而這畢竟隻是理想中的方案，能否真正實現它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首先說全據荊益。赤壁之戰後，從荊州的襄陽到江夏一帶的實際情況看來，曹操也並非一無所得。而其他部分孫劉皆有所取，特別是重鎮南郡為孫權所據，“隆中對”一開始實行就走了樣，雖然史書語焉不詳，但後來劉備“借”到了南郡卻是不爭的事實，但其地四戰之勢不可久，如果不是劉璋糊塗，劉備、諸葛亮仍是一籌莫展。
比及劉備入川，在法正的輔翼之下奪取漢中，終於第一次親自戰勝了曹操，使自己總算有了足以安枕的地方，這時他的目光又投向了上庸。
依漢製，上庸諸縣本屬漢中郡，但殘漢以來，大姓盤踞憑險自保，朝廷州郡皆不可製。雖然劉備遣將派兵，還是沒能真正控製這裏，申氏兄弟雖然豎了白旗，但其岩阻猶保、部曲仍在，反而讓劉備喪失了動武的借口，隻好吞下這顆“生果”。
孟達人上庸以督三郡並不是簡單的派遣，孟達在蜀中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無論文武兩途，他的影響皆不可小視，把他派出去，一是把他從政治中心邊緣化，再就是借助其名望和部曲鉗製申氏，這對孟達而言未必不是好事，因為他的手中從此有了一張好牌。
劉備也發現了這一點，所以又派去了劉封，最終關羽之敗使這一微妙的局麵發生了一場動蕩，究其原因，就是孟達根本不想看到關羽的成功，這麼一來，他手中的牌就大大失色了，同時作為擁有決策權的劉封如果沒有更深層次的問題也決不敢坐視不管，這已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了。
上庸三郡人魏，對魏而言也是一枚“生果”，除了政治上有文章可做以外，基本上一無所獲，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是後來的司馬懿抓住機會來了個一勞永逸。
上庸的丟失使荊益的通道就隻剩下了三峽。而此前，劉備兩次調兵使關羽隻能收縮兵力，致使孫吳割走半壁江山，關羽已處於進退維穀的狀態，所以他極其渴望打通與上庸的通道，但由於襄陽特殊的戰略地位，最終引發了吳魏兩大集團並力謀羽的局麵。到此，“隆中對”早已是沒有絲毫實現的可能了。
其次，“隆中對”的又一關鍵，“東和孫權”才是“隆中對”真正的軟肋！以仲謀之雄又怎會去做曹劉爭雄天下的附庸？周瑜、魯肅、甘寧之輩早就盯著荊州，而且他們的胃口比諸葛亮還大，他們是要“竟長江所極”以窺天下！就當時天下以及孫權的本錢而言，他們的戰略構想是要先南後北的！這一戰略的可行性猶在“隆中對”之上。
孫劉之盟及大勢所趨，日後相互廝殺也是在所難免，無論是指責孔明、劉備，還是痛罵關羽都是書生腐儒之見。前有劉備人川孫權乘虛奪地，後也就必然有圖謀關羽的動作，孫權無論如何都不會容忍臥榻之旁蹲著一頭猛虎的，在他的眼裏，三郡的關羽比諸全盛時的劉表還要可怕，更何況此人的軍隊正在日漸強大。
“隆中對”在此處的失策就是沒能認真地考慮拿什麼去東和孫權，在曹操大兵壓境之時，免不了信誓旦旦，一旦壓力減輕，他們必然會在利益分配上發生矛盾，這就看誰能抓住機會了。
從關羽的角度講，局促於南郡諸地，不圖振作，兩麵受壓，敗也必然。但是他的力量增長越快，孫權就越不能容忍，關羽的錯不是怎樣對待孫權的求婚，而是對通盤戰略的考慮時顯不足。
第三，“隆中對”的重要條件在上述兩條實現之後是“天下有變”。由於上述兩條的流產，即使是“天下有變”，這“隆中對”也早成了空文。
諸葛亮其實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對劉備東征所持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的，此時蜀漢需要的是戰略調整，劉備應當及時地逐步修複與孫權的關係，隻可惜劉備的賭徒心態與關羽被殺的巨大陰影使這些統統都成了泡沫，而諸葛亮在決策圈中的影響力尚不及當初的龐統、法正，所以在此處不應對他太過苛求。
有人說諸葛亮用兵不及劉備，劉備徒擁猛將而不能立足實非良帥，而龐統這一點我實不敢苟同，法正人幕則西川漢中盡人股掌。而諸葛亮連年動眾威淩上國，又豈是劉備可以相提並論的！
諸葛亮此後的數出漢中，實為不得已而為之，蜀之僻，不自振作實難自存，其治軍之能一時無二，也是生前身後為眾人所稱道的。
但就此將諸葛亮過於誇大也是盲目的，這無非是素來的偏劉心理在作怪！特別是史上一些書生以諸葛亮連年耀武而司馬懿不交一兵引為亮強懿弱的佐證更是偏頗。兵者詭道，以己之長攻彼之短才是用兵之道，司馬懿以魏之國力在西部用兵隻守不攻，不僅斂鋒避敵，同時東南未靖，蜀無亂政，戰機未顯，而蜀軍遠來利在速戰，避其銳而墮其軍使其空耗國力，明明是上策，卻被無知鼠輩說成怯戰，誠屬可笑。觀司馬氏征遼東破上庸，何曾怯戰？隻是對手不同，方法各異而已。特別是破孟達一戰，司馬懿借機削奪申氏，使魏之政令從此宣於漢中之東，可以說是功在曹氏。而反觀諸葛亮隻為惡達之為人，兼懼其在蜀中的潛在影響，故露軍機，誠屬不智。即使孟達首鼠兩端，但此三郡係蜀魏之緩衝，歸則為藩籬，否則為唇齒，無論如何都是蜀無損而魏有不安。這一回合，諸葛亮則純屬失策。
至於數出祁山，其實首次是最好的時機，魏延的建議雖說太險，但成功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以蜀之力，想要切割曹魏非用奇不可，但諸葛亮乃小心謹慎之人，斷不敢用此。有趣的是他第二次舉兵卻想到了直下關中，看來魏延的觀點在他心裏不無影響，但曹真早已將關中的防務重新部署，對諸葛亮的行動更是早有預料。所以說陳壽的評價還是公允的。
“隆中對”算不算預見
有的人認為諸葛亮的預見不算什麼，其理由是：“諸葛亮住在豫州和荊州之間，交通方便，消息靈通，又和一些名士交往，因而對形勢有了正確的分析，不算什麼預見。”（劉知漸《諸葛亮形象的真實性問題》）
我認為諸葛亮的雄才大略集中體現在“隆中對”上。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諸葛亮的高瞻遠矚，他未出茅廬先知天下三分，身居鄉野卻能為劉備提出這樣一條英明的政治路線，對劉備籌劃恢複漢室、建立蜀漢、統一天下有著重大實踐意義。大家一定會奇怪，在古代，當時交通、通信都不是很發達的情況下，諸葛亮為何對形勢如此清晰，對時局的發展預見得那樣準確？
有句話叫“風恬浪靜中，見人生之真境；味淡聲稀處，識心體之本然”，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在寧靜平淡的安定環境下，才能發現人生的真正境界；一個人在粗茶淡飯的生活中，才能體會到人性的真實麵目。諸葛亮也是如此，他在寫給其兒子的一封信中解答了上段的這個問題：“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煉性。”
當時的襄陽，地理位置上是後來三國接壤之處，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合點，是一些有才之士、知識分子雲集的地方。諸葛亮時常與徐庶等好友在一起，其見識卻在他們之上。當然這個預見肯定和住在豫州和荊州之間，交通方便，消息靈通有關。因為任何的預見都是根據客觀情況分析歸納的結果。
又有人提出當時有預見的還有吳國的魯肅、魏國的程昱，諸葛亮不算什麼預見。
劉備三顧茅廬是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諸葛亮的隆中對正是在這一年提出的，即赤壁大戰的前一年。而魯肅和程昱都是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曹操南征的時候提出的，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隻是時間上有差池。諸葛亮早了一年，可以算預見。後來曆史的發展，也證明了蜀國的興起實賴執行“隆中對”戰略方針。
軍事部署是否主次失當
蘇轍認為“諸葛亮促使劉備棄天下而人巴蜀，則非地也”。認為蜀地成不了氣候。王夫之認為“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洛，失輕重矣”。他覺得諸葛亮的“隆中對”戰略上對奇正的處置也不妥當。
我認為“隆中對”的戰略基本是正確的，把主力放在益州。益州有山川之險（陰平、劍閣等地，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之處）。進可以為依據，退可以做屏障，隻要善於運籌、善於治國，完全可以成為自己爭奪天下的根據地。諸葛亮讓劉備占據荊益，先從薄弱處擊破，也是完全符合當時客觀情況的，事實也如此，即使在赤壁大戰結束後劉備都不能和曹操相匹敵，隻有向西發展。這點“隆中對”分析得很透徹。
主力放在益州還是荊州，從理論上講似乎應放在荊州，因為荊州是用武之地，進攻宛、洛的戰略要地，但客觀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從地理位置看，赤壁大戰後荊州被瓜分，劉備占有公安、江陵、夷陵，但都是狹長地帶，其兩麵受敵——北部和東部被曹、孫包圍，西部是高山險峽，將之與西蜀隔絕，如軍事上遭到挫折，很難得到後援，且沒有回旋的餘地。《九州春秋》記載：“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誌。’”《三國誌·法正傳》也有相關記載：“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如果把主力放在荊州，蜀國就得建都於此，在兩麵受敵之地建都是很危險的，荊州易攻難守啊！劉備也沒有忽視荊州的重要性，兩次為其與吳國火拚：一次是公元215年，孫權派呂蒙襲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親自率領5萬軍隊與吳國爭奪荊州三郡，後來曹操奪取漢中，劉備怕益州有失，才與東吳講和罷兵。關羽被害，劉備傾全國之師討伐吳國，結果也大敗，頹廢形勢不可挽回，建都荊州將會有滅頂之災，關羽的失敗雖然是由於他的驕傲輕敵，但也從側麵反應了荊州這樣三國交界的敏感地區，重在交合，若采取軍事行動，很容易遭受雙方的夾擊。前期劉備正確執行了其戰略部署，從西蜀下手，建立蜀漢，蜀漢一時達到鼎盛，後來雖然遭受荊州被襲擊、夷陵慘敗，原因很多，卻不能歸咎於隆中對，反而要怪罪關羽（聯合吳國滅魏）、劉備（聯合吳國滅魏、建都益州，待機而動）違背了“隆中對”的決策部署。
所以諸葛亮在“隆中對”提出以出秦川為主突方向，以向宛、洛為鉗製方向的軍事戰略部署，是對當時天下大勢深思熟慮後確定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絕非機械照搬劉邦當年路線。正如王睿所言：“孔明創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弘規也。”
“隆中對”戰略布局的得失
《古文辭類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學者蘇洵《權書·項籍》一文，此文評述項羽用兵百戰百勝，但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不能把戰略重點放在鹹陽以製天下，雖勝猶敗，最終導致垓下之亡；並由此談到三國時期諸葛亮在戰略上的重大失誤：“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嚐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嚐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安猶且不給，而何足以製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