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認為，諸葛亮把戰略重點放在益州（今四川及雲南、貴州部分地區）難以進取天下，是戰略上的失策。
毛澤東讀此評點道：“其始誤於隆中對，千裏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敗。”從評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僅讚同蘇洵對諸葛亮戰略失誤的批評，而且認為造成蜀漢滅亡的原因就是諸葛亮的“隆中對”。
中國兵法強調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勢，戰勝兵力分散之敵。這也是毛澤東慣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勢的蜀漢政權兵力不得集中，國勢分散，戰而無功，最終滅亡。
失街亭、斬馬謖是一件亦悲亦壯的曆史事件，評書中說，京戲中唱，都以此來頌揚諸葛亮愛惜人才、執法嚴明。毛澤東則不然，他對此有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評點道：“初戰亮宜自臨陣。”認為街亭之戰諸葛亮應大軍挺進，臨陣調度，不應分散兵力、委責於人。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於街亭之敗，而在於諸葛亮用兵無法，調度失略。張邰圍困馬謖之時，諸葛亮當北進街亭，策應馬謖，與張邰展開決戰，戰勝張邰。這就是毛澤東評點中所說的“亮宜自臨陣”的關鍵所在。
明帝青龍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率十萬大軍出斜穀（今陝西省眉縣西南），築防於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馬懿抵禦蜀軍。諸葛亮大軍遠道而來，利在速戰，司馬懿堅守不出。諸葛亮多次挑戰，諸將欲與亮戰，司馬懿皆不從，按兵不動，靜待其衰。亮無奈派人送給司馬懿“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司馬懿出兵應戰。司馬懿知亮計已窮，佯裝大怒上表朝廷請求決戰，朝廷不允，並派骨鯁之臣辛毗杖節監軍，不許魏軍出戰。司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借王命製禦諸將是其智略的顯現。司馬懿更大的智略還在於不戰，使亮自敗。因此，毛澤東評點時說“司馬懿敵孔明之智”。毛澤東曾說：“司馬懿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幾手比曹操高明。”
“隆中對”為劉備集團最初尋找立足點、建立根據地起到了積極作用，因而也對三國時期的戰略走勢產生重大影響。但是，由於“隆中對”在戰略策劃上存有內在的缺陷，也束縛了劉備集團的發展，造成蜀漢政權短命。以中國兵法理論分析，“隆中對”的戰略失誤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戰略思想失策。“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兵法的思想境界。《孫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摒棄戰爭、確保周全、雙贏共惠是最高的戰略準則，興兵作戰、攻城略地、拚得你死我活是戰略上的下策。《尉繚子》還指出：“戰再勝，當一敗。”在戰場上取得了兩次勝利其損失相當於打了一次敗仗。因此強調百戰百勝不算高明，不戰而勝才算高明。“隆中對”的主導思想是“先戰而後求勝”，把劉備集團引導到豪強爭戰的旋渦之中，不得不進行無休止的爭戰，在爭戰中尋求勝利，這是隆中對在戰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戰略選擇不利。中國兵法認為自然地理條件是戰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隻有占據有利的戰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條件才能確保戰爭的勝利。《孫子兵法》指出：“料敵製勝，計險隘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強調戰略指導者要根據敵我強弱形勢，選擇有利的戰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條件作出正確的決策，遠途作戰後續不接難以取勝，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難守就不要爭取。隆中對指導劉備集團謀取的戰略地域是荊州和益州。荊州是戰略上的必爭之地，也即是一個是非之地，劉備占據荊州之後導致劉備集團在戰略上始終處於被動局麵，最終得而又失，損兵折將；益州地處邊遠，地勢易進難出，不足以製天下。諸葛亮從益州興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條件是其失敗的客觀因素之一。
三是戰略措施不力。戰爭是以綜合實力相競技的事情，綜合實力強的必定戰勝綜合實力弱的。“戰者，以形相勝者也。”因此，中國兵法強調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勢，戰勝兵力分散之敵。為使弱勢變為相對的強勢，要掌握戰爭中的主動權，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調動，使敵人的兵力相對分散，我方兵力相對集中，以集中兵力各個殲滅分散之敵。隆中對指出，天下有變則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擊，並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漢高祖劉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陽是襲漢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的成算。曆史上劉備在占據荊州之後又西取益州，荊州由關羽駐守；占據成都之後，諸葛亮又進軍漢中。這即是毛澤東評說的“關羽、劉備、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勢的蜀漢政權兵力不得集中，國勢分散，戰而無功，最終滅亡。
劉備得孔明，促使其避實擊虛占據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麵，這裏有“隆中對”的積極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的曆史大勢使然。
可以看出，“隆中對”缺少中國文化的底蘊和兵法思想的淵源，不是一個很好的戰略策劃，諸葛亮也不是一個高明的戰略家。誠可謂“隆中對”有對無策，諸葛亮有孔無明。它較同時代郭嘉進言曹操的十勝論相差甚遠。
對於諸葛亮戰略上的失誤，當時的人就已經有所認識。諸葛亮的對手司馬懿曾說：“亮誌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陳壽在《三國誌》中評價說，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北宋時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誌，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評價。
把劉備集團失敗的原因歸結到“隆中對”上，一語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獨步古今。我們批評諸葛亮在戰略上的失誤，並不是否定他在曆史上的貢獻，而是以此探討治亂興亡中的道理。
諸葛亮戰略上的失誤與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關係。諸葛亮讀書不求甚解，未出茅廬即受到劉備的禮遇和器重，少年得誌，獨上高樓，沒有經曆過大的人生磨難，沒有對中國兵法不同層麵的思想融會貫通，把握精髓。他告訴劉備走上劉邦、劉秀的老路就能複興漢室、取得天下過於保守了。
中國兵法思想層麵多、意境深，不同層麵的思想在某些方麵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體是一致的。隻有在人生曲折磨難中日積月累，才能領悟到中國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
從“隆中對”的戰略構想來看，其確定的目標並非三國割據，而是要一統天下，這個戰略意圖是以失敗告終。
“隆中對”中主要的戰術思維是避強擊虛，為古今戰略家共識。諸葛亮主張實力弱小的劉備不要與北方強敵曹操爭鋒，亦不可向江東地頭蛇孫吳三代盤踞的老巢發展，體現了真知灼見。不過諸葛亮為劉備謀劃的三步走的戰略方針卻考慮不周，第一步奪取荊州的選擇便違反了避強擊虛的原則。荊襄九郡位於國內腹心地帶，又地處江漢平原且河流交錯，以騎兵為核心的曹軍和以水軍為主力的東吳都勢在必爭，陸戰不如曹、水戰不如孫的劉備集團在此與強手角逐顯然處於弱勢。赤壁之戰後，劉備利用曹、孫矛盾，以政治聯姻和“暫借”方式控製了荊州中心，而北部襄樊由曹軍占領，江夏（今武漢）被迫讓給東吳，—個荊州實際也是三分。其後劉備向四川發展時，也需留下關羽率重兵留守。
諸葛亮在隆中建議先取荊州為家，其次攻占四川，“一旦天下有變”再從荊襄和四川分兵兩路以鉗形攻勢北伐。這一戰略計劃的致命缺陷，又使兵力本來不足的劉備犯了兩線作戰之兵家大忌。加上古代蜀道之難如上青天，與荊州千裏之遙救援不易。留守的關羽在曹、孫之間兩麵受敵，失敗勢在必然。劉備反攻荊州又遭夷陵大敗，蜀漢從此走向衰落。
諸葛亮的“隆中對”主要是建議劉備先取荊州後取益州，可是無論是荊州也好，還是益州也好，這兩塊大州分別都有缺陷的地方，更何況諸葛亮要將這兩大州兼並起來歸一國統治，缺陷就更大了，是很不利的。有利就有弊，兩大州的利在另一個角度看就是弊！
荊州：一、易攻難守，要穩守住此地就必須要花費大量的兵力，這對於在戰亂時期無時無刻需要大量地調動軍隊是很不利的；二、荊州自古以來可算是兵家必爭之地，要穩守住此地在精神、思想壓力上是極重的，諸葛亮的“隆中對”可算得上是在理想狀態下而策劃出來的，他要劉備將整個荊州占為已有，這有可能嗎？！不可能的，自從赤壁之戰後曹孫劉三家爭荊州的事就不斷地發生，直到東吳大將呂蒙偷襲荊州成功後，才算得上真正穩定下來。
益州：一、易守難攻，要穩守住此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要從此地調動大軍出去攻打其他國家就很困難了；二、在後方的軍隊與前方的軍隊聯係方麵也是極困難的，前方出了問題，後方要補上比起在其他州可說得上是困難多了。
按照諸葛亮的“隆中對”計策，蜀漢的國家領土應該是荊州與益州兼並的，如果真的是照這樣的話，那蜀漢在守住國家領土這方麵就要花費大量的兵力了，這對於要統一中原是很不利的，要統一就得發兵討伐其他兩國，但是如果在守的方麵就已經要花費大量的兵力在那裏，這樣哪裏有多餘的力量來討伐其他兩國呢；還有要將這兩大州聯係在一起比起與其他州聯係在一起是難得多了，將荊州與益州兼並起來，荊州對於益州來說，可說得上是一大負擔，荊州一旦有急事發生，要從益州支援，益州地形極其險峻，一時間要大量軍隊從益州出兵，簡直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比如荊州遭到戰事上的嚴重損害，兵力不足，要從益州調動軍隊出來，益州的軍隊就必需要沿長江而下，麻煩極大，進軍速度極慢。
荊州之所以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是因為此地差不多剛好是中原的中心地帶，加上此地在地形阻礙上是極少的，要從此地發兵出去攻打其他國家，是極其容易的。
所以，要將荊、益兩大州聯係起來是極其困難的，所謂魚和熊掌兩者不可皆得，兩州也是這樣，兩州中隻可以要一州。要荊州，就要迫於無奈像劉表那樣死守不思進取；要益州，比起要荊州好點，益州出了名易守，雖然在調動大軍方麵是有點兒困難，但是總好過整天將大部分精力和兵力放在守的方麵吧，隻要養精蓄銳，再一步步地調動大軍前進，這樣比起要在荊州發展好多了！
“隆中對”戰略一開始就隱藏著致命的設計缺陷，那就是要將荊、益兩大州兼並起來歸一國統治，荊州對於益州來說，可算是負擔；益州對荊州來說，有沒有都是一樣的，荊州一旦出事，益州就算要出兵相救，根本就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的。
從今天的科學戰略研究方法來看，根據當時的實力對比、地理條件以及兵力分布情況，穿越時空隧道，占有充分資料後再到“隆中”為劉備謀劃，應該認為發展方向的最優化選擇是漢中盆地。此處距新野不遠，統治漢中的張魯實行“五鬥米教”，剝奪平民財產統歸教產並取消貨幣，生病靠念咒而不吃藥，簡直與邪教無異，所部戰鬥力極弱。劉備率軍翻巴山東部進奪漢中不難，在此落腳後南可取西川，北可收隴西分散無主的各部，從而能控製向西南、西北發展的戰略樞紐。可歎諸葛亮計不出此，估計這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信息流通渠道不暢所致。
戰略上的失誤，是無法用戰役的勝利來彌補的。諸葛亮剛出茅廬時，曹操正集結主力南下爭荊州，勢必同孫權集團火並，此時劉備正可乘機西進漢中，可惜這一難得機遇未被抓住。公元219年，在“隆中對”12年後劉備攻取了漢中，曹軍卻在七八年前已占關中、西涼，向這一方向發展的最佳戰略機遇期已經錯過。若是劉備先行控製西北邊郡和廣大草場，就可以建立一支能在陸戰中擊敗曹軍的強大騎兵，統一天下的目標便可能實現。
縱觀中國古代分裂割據的戰史，有一基本規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強南弱，凡東西分裂則西強東弱。其基本原因，便是東部和南部地區養馬困難，缺乏騎兵便難取得陸戰優勢。後來諸葛亮北伐中原時不敢派魏延直襲關中平原取長安，而屢出祁山，便因所部多屬西南步兵，想以山地戰和長弩優勢彌補騎兵劣勢。不過此刻魏蜀實力相差懸殊，縱然諸葛丞相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敬業精神發揮到極致，也無法改變這個千古智者是一個失敗英雄的史實。“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最終也無法挽回“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遺憾。
“隆中對”執行中的修訂問題
“隆中對”是諸葛亮在“麵試”時贏得“首席謀士”一職的“終極武器”，後來也成為劉備擴張勢力範圍，乃至治理蜀漢的藍圖。然而隻談“三分”不談“統一”的保守策略，對蜀漢的發展，究竟是幸也不幸？
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古隆中（今湖北襄陽西）一所茅屋內，47歲的劉備恭恭敬敬地聽著27歲的諸葛亮口若懸河地大談縱橫天下之術。
“隆中對”，拿現在的話說，主要是教劉備搶地盤的方法：先取荊州，後取益州；曹操呢，您動不得；孫權呢，可與之聯合。這是“三分”的戰略方針。
有人說這“隆中對”靠不住，因為劉備與諸葛亮初次會麵時，正麵臨著曹操十幾萬大軍南下的威脅，處於岌岌可危的險境之中。令人費解的是，“隆中對”對燃眉之急的現實問題隻字不提，相反卻誇誇其談，坐而論道，大言“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彷佛曹操正在坐等挨打。蜀漢政權是三國中唯一沒有修史習慣的，劉備見諸葛亮時也不會安排現場記錄，所謂“隆中對”很可能是後人附會《出師表》中的“三顧茅廬”之說加工杜撰而成。曹魏的史書《魏略》甚至否認了劉備“三顧茅廬”之說，認為是諸葛亮自己“登門自薦”的。這實在有點兒戳諸葛亮“壁腳”的味道，不必認真理會。
“隆中對”不管是不是諸葛亮當時原話實錄，但其思想卻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一席談話記錄已成為千百年來的傳誦之文，諸葛亮更是被人視為聖哲，所謂“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然而，隻要經過詳細考察，就可以發現蜀漢江山成也“隆中對”，敗也“隆中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