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作為人格上的楷模，一直是後世官員模仿的典範。那麼，諸葛亮是如何修煉到接近“完人”的人格境界的呢？他為官為人的思想源泉出自何處？
垂範後世的為官之道
諸葛亮自27歲出山輔佐劉備，南征北伐，直到54歲病死在戰場上，可以說是一生中一半為民，一半為官。
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在處理己與人，事與物，國與家的關係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為官之道，做官的準則。
對諸葛亮的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審視，會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他非常強調“正身養德，嚴於律己”的行為準則。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呂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治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於“明經”世家的諸葛亮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在他看來，“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
在這裏，諸葛亮把做官者的官德同社會的安定聯係起來，認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諸葛亮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時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樣的力量來影響部下，從不使自己和家人有特殊於同僚和部下的地方。
北伐中，諸官子弟皆隨軍運糧於深穀高山之中，諸葛亮嗣子諸葛喬雖然年輕，也同諸官子弟一樣督兵奔忙在大軍之中。北伐時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當，上表自請貶官三等，並號召部下勤攻己闕，並認為“勤攻吾之闕”者是“忠慮於國”者。這是何等的胸懷，這同那些心胸狹窄者、諱疾忌醫者、一貫正確論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為官之道，西晉張輔評論說：“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厥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
諸葛亮在蜀漢執政期間，還一直提倡“清正廉潔，崇儉抑奢”的為官之道。
清正廉潔，崇儉抑奢，是中國官員的傳統美德，更是諸葛亮的為政之道。諸葛亮在未出山從政之前，躬耕於南陽，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經曆對他從政有著重要的影響。
他在《誡子書》中說：“靜以養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為了“致遠”而圖“靜”，為了“明誌”而‘淡泊”，把“靜”、“儉”作為修身養德的重要內容。這在視財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炫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會裏不能不說是可貴的精神。
諸葛亮的尚儉準則，主要有以下表現：
諸葛亮在蜀位高權重，然為官清廉，不謀私利，除國家規定應享用的俸祿外，不另治家產，不斂用民財，正如他自己對後主所說：“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誌·諸葛亮傳》）
據史書記載，諸葛亮一生就是這樣為官，無私而來，清正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上，“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殮以時服，不須囂物。”一國丞相，哪裏死哪裏葬，墳墓僅能放下一口棺材。不僅沒有隨葬品，還殮以時服，真是少見。這種喪事節儉的做法，在盛行厚葬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難怪後人一提起諸葛亮，便立即想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亮自己節儉，其家人也不例外，據《北堂書抄》卷三十八載，諸葛亮與李嚴書雲：“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張謝評論說：“侯之妾無副服，其儉德可師矣。”一國丞相的妾竟然沒有替換的衣服，如果不是了解諸葛亮一生和整個家族的人，是難以相信的，然而這卻是史書記載，一千多年尚無人提出疑問。
《鹽鐵論·疾貪》中說：“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這些言論正是說的為政者的表率作用。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氣。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潔，下孰敢貪贓枉法？
我們查考蜀國史料，找不到像東漢梁冀那樣的貪官汙吏，見不到像西晉王愷和石崇那樣的惡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潔的官員：董和“躬率以儉，惡衣疏食”，為官“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鄧芝“賞罰明斷”，“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薑維“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食取供，輿馬取備，印台節製，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費禕“雅性謙素，家無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翻開史書，能有如此官德政風的朝代實在少有，究其原因，還是由於諸葛亮清正廉潔，崇儉抑奢的為官準則教育、影響了滿朝文武，帶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潔的官，贏得了蜀漢人民的愛戴，受到後世的稱讚。
在執政時，諸葛亮苦於蜀漢政權缺乏人才的情況，大力提倡“薦賢舉能，禮賢下士”。
人才是國家的棟梁，把有才者舉薦出來，為社會效力，不僅是人民的願望，更是當權者的職責。如果人才得不到正當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會不穩，國家不安。
偏安一隅的諸葛亮更是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
他一方麵要求官員像柱子一樣直，以忠為賢，另一方麵，舉賢時又不求全，堅決反對“為人擇官”，主張“為官擇人”。蔣琬是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劉備給了他個小職務，不能盡其所能。蔣琬有情緒，工作沒有做好，劉備向他問罪，是諸葛亮慧眼識英雄，不僅救了他的命，而且委以重用，使之為國效力，成為蜀漢政權的中堅分子。
一般說來，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個性，隻要領導者能禮賢下士，不求全責備，無不如江水歸大海一樣投入統治者的懷抱。正如《呂氏春秋》所說：“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
杜徽是三國時期的名士，諸葛亮人蜀後，請他出來做官，他堅辭不就，是諸葛亮禮賢下士三番五次的敬請感動了他，遂被拜為諫議大夫。還有一位叫王梁的名士以“儒學節操”稱名於世，本不出仕，也是諸葛亮禮賢下士的作風感動了他，也被拜為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費禕在諸葛亮南征時還是一位小人物，因其“誌慮忠純”，深得諸葛亮器重。諸葛亮南征歸來，百官在成都郊外數十裏處迎接。為了表彰這位官雖小但有才華的費禕，諸葛亮與之同車而歸，令文武百官無不刮目相看。
諸葛亮這種禮賢下士的作風，深得有識之士的理解和擁護，無怪荊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來到他的周圍，為他出謀劃策。
為了讓自己的政策能夠真正行之有效，諸葛亮采取了集思廣益的方法，鼓勵下屬提出執政的具體意見。
他認為，為政者必須有參謀人員幫助策劃，否則如人夜行。他說：“夫人君拒諫，忠臣不敢盡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他雖然讀書“獨觀其大略”，然而對曆史上為政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都牢記在心。
在《前出師表》中，諸葛亮對劉禪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他在著名的《與部下教》中說：“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蹺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暑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可見他在處理軍國大事時十分注意聽取部下的意見，這近乎於我們今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集思廣益”這個詞，在曆史上正是諸葛亮首次提出並使用的。這在封建社會的官員中是少有的。
諸葛亮認為，“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采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則為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諸葛亮被後人視為智慧的化身，以至於“狀諸葛之智而近妖”，可見是宣傳者忽視了諸葛亮的智慧來源於“多聞”“多見”的調查研究之中。諸葛亮之所以在工作中很少失誤，就在於他遇事廣泛征求別人的意見。南征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就是他善於聽取和采納別人意見的例證。
還是清人張學山對此評之中肯：“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勝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
“用心平，勸戒明，教之以德，嚴之以刑”是諸葛亮執政時相輔相成的兩種具體方法。
袁準說，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諸葛亮深知曆史上那些有治世之名的文臣武將，無不身先士卒，以德服人，以刑為約，賞罰分明。
他位高權重，仍能以身作則，不為功名所誘，不為利祿所累，仍守“不求聞達”的初衷，當李嚴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時，他不僅不受，還為了剖白自己的心跡，寫了《答李嚴書》一文，證明自己之所以“鞠躬盡瘁”，是為了“興複漢室，帝還舊都”，非為私利。
諸葛亮熟讀經書，深知凡治國者純德治，不能使社會秩序井然，純用刑不教而謂之虐；隻有儒法合一先禮後兵，教之以德，嚴之以刑，才能“上下有節”，左右有序。並明確指出：“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
入蜀後，他親自主持製定了《蜀科》，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以訓厲臣子。規章健全，製度完備，使吏民有章可循，民知廉恥，吏知榮辱，以防止不教而殺的虐政出現。
執法嚴，辦事公平，是其為官的重要原則，他說：“吾心年如種，不能為人作輕重。”“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李嚴與諸葛亮同受先帝之托輔佐後主，因假傳君命，耍權術，搞陰謀，誤了國家大事，諸葛亮上表把他削官為民。馬謖與諸葛亮親如父子，“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在北伐中，馬謖違背諸葛亮的部署，畏敵逃跑，致使街亭失守，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諸葛亮罰不避親，將馬謖“下獄物故”。而對同時參戰，忠實執行軍命的王平進位封侯加官。
街亭失守，諸葛亮也深感自己“明不知人，恤事多暗”，上表請求“自貶三等，以督厥咎”。在失敗麵前，對於功過是非，分理清明，敢於主動承擔領導責任，其用心之良苦，何人能說個不字。
正是既注重思想教化，又嚴之以刑罰，才使整個蜀漢社會“人懷自厲，道不拾遣，強不侵弱，風化肅然”。正如陳壽評論的：“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作為處理問題的具體方針，“通權達變，因時製宜”的原則貫穿諸葛亮為官的始終。
如公元214年，劉備奪取益州之後，為了打擊巴蜀的豪強勢力，諸葛亮厲行法製，引起朝野人士的不同議論。其中法正就持不同意見，並舉高祖劉邦入鹹陽“約法三章”的事例來勸諸葛亮緩刑弛禁。
公元216年，諸葛亮寫了《答法正書》一文，向法正指出：劉邦入鹹陽“約法三章”、“緩刑弛禁”是因為“秦以無道，苛政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幹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現在的情況與劉邦之時大不相同：“自焉以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這充分體現了諸葛亮善通權達變，因時製宜，不因循守舊的辯證原則。
再如諸葛亮對南中少數民族地區所采取的方略，更值得後人仿效。南中少數民族，不滿於漢人統治，多次謀反。西漢時期的統治者對此多用鎮壓手段處理，有時一次就殺掉幾萬人。由於奉行大漢族主義，南中少數民族始終不服，劉備病逝的消息傳到南中，其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再度反叛。諸葛亮一反過去統治者的鎮壓措施，實行他早年在隆中向劉備提出的“和撫”政策，對南中先禮後兵，以禮為主。先讓李嚴書曉喻閩，但雍閩不知好歹，圖謀反叛到底，諸葛亮不得不進軍南中。雖然威之以兵，但仍用“攻心為上”的戰略，僅用四個月就平息了南中叛亂。
南中平息後他沒有像往昔那樣留漢人當官，而是“皆印其渠率而用之”。對那些有一定影響的人物，隻要他能擁護中央政權，就留做地方官員，有的還調到中央任職。
對此，有的人不理解，建議還是用漢人統治為好，諸葛亮根據實際情況，分析留漢人的不利因素時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諸葛亮權衡利弊，采用了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這一上策，達到了“夷漢粗安”的目的，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其群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鹹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做《絕盟好議》一文，反對與吳絕交，說明為使蜀“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必須維護與東吳的盟友關係，並派陳震前往祝賀。這都體現了諸葛亮不墨守成規的辯證方法論原則。
為官一任，利民一方，始終是諸葛亮為官的原則。從大的方麵說其宗旨是為了“興複漢室，帝還舊都”，但考察和審視諸葛亮的一生，見他所到之處總是留下人們難以忘懷的痕跡。以至於諸葛亮死後，其子諸葛瞻在朝為官，“蜀人追思亮，鹹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
諸葛亮從阻都到豫章，又至襄陽，對各地的生產技術，生活習俗，百姓疾苦，多有體察，自從軍到為政其閱曆之豐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從政之後，為發展蜀國經濟，積極推行勸農政策，並興修水利，注重農田灌溉。
據《一統誌》載，在金齒指揮使司城南15裏處，有大諸葛堰和小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另據孫嘉淦《南遊記》載：漓江初分，屈曲山問，史祿別鑿一渠以通舟，諸葛亮在此基礎上又續修水利設施，以灌農田，渠上有武侯祠。
諸葛亮還在南中推行以農為主的開發政策，命令各郡太守，組織屯田，把北方的生產技術帶到南中去。楊慎在《滇權載記》中說：“諸夷慕侯（指亮）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
在發展農業外，還在南中修橋鋪路，開發礦山，以繁榮南中經濟。西南邊陲至今有的菜還稱為“諸葛菜”，樹稱為“諸葛木”，也許是諸葛亮從中原引進的品種以發展當地經濟。
諸葛亮在南中時還在尊重當地習俗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能使當地人接受的改革。據高承《雲南記》載：南中風俗，兵每出征，必先殺人祭神，以求神陰兵以助之。而諸葛亮“雜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麵，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細查史書，諸葛亮為西南邊陲的文明發展作出了大量貢獻。
中國曆史上的大小官吏，可以說是多如牛毛，而為相者也成千上萬，而能像諸葛亮這樣，僅在27年的政治生涯中為後人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化財富者，卻是空前絕後的。難怪關於諸葛亮的美好故事在他死後總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不分時限地被人們傳頌著，究其原因，無不與諸葛亮一生的為官之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諸葛亮的為官原則，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唐代宰相裴度對此評論說：“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諸葛亮的為官之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對於中國曆代官員都有借鑒意義。
出將入相的法家風範
“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諸葛亮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法家政治家、軍事家。他一生的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成果輝煌，為中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也為後人樹立了光輝典範。
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
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現擇其重點而論。
從時代特征上來看，東漢王朝是由豪強地主壟斷的政權。統治者為維護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肆兼並土地，極度盤剝農民，促使階級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並發”黃巾農民起義，摧毀了東漢王朝的統治基礎，打擊了豪強地主的勢力，蕩滌了上層建築領域內的汙泥濁水，孔孟之道和讖緯神學被風掃殘雲，客觀上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壯興起提供了適宜的氣候和土壤。
隨著黃巾起義的失敗，地主階級內部急劇分化，派別鬥爭、路線鬥爭接踵出現，戰爭連鎖爆發。公元189年東方州郡聯兵討伐董卓，而以袁紹、袁術、公孫瓚、陶謙、劉表、劉焉為代表的豪強地主官僚違人願，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憑“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依家兵、部曲，割據一方，“家家欲為帝王”，連年混戰，使全國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麵。
黃河流域經濟遭到空前破壞，“百裏無煙，城邑空虛，道瑾相望”，“千裏無雞鳴，白骨蔽平原”。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以曹操、劉備、孫堅、孫策為代表的中、小地主階層人物，對農民的專政和豪強地主相一致，曾鎮壓過黃巾起義，但在地主階級內部財產權力再分配上和豪強地主、州郡軍閥的主張與要求根本不同。
他們主張統一，反對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主張法治，反對禮治，抑製豪強兼並，打擊州郡軍閥割據；主張“唯才是舉”，反對“任人為親”。他們與州郡軍閥分道揚鑣，強烈要求法家統一革新路線，革新東漢腐敗政治，高舉法家戰鬥旗幟，進行著統一中國的戰爭。結束了自西漢元帝以來儒家思想路線占統治地位的局麵。
從出身方麵考察，公元181年，諸葛亮生於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南）的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當時崇儒反法的東漢王朝已無力控製局勢。天下動亂，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極其激烈，分裂割據趨勢已基本形成。諸葛亮四歲（公元184年）時，黃巾起義，漢靈帝組織保皇軍鎮壓，屠殺義軍，使繁華的中原大地淪為殺人屠場。
諸葛亮父親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不久去世。自公元188年諸葛亮由其叔父諸葛玄撫養。家鄉戰亂烽火的恐怖，在諸葛亮幼小心靈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人民安寧的願望猶為強烈。
公元194年，諸葛亮14歲隨叔父流寓豫章。公元195年諸葛玄丟官後帶諸葛亮依附劉表於荊州。公元197年諸葛玄病故，17歲的諸葛亮與其弟“躬耕隴畝”於南陽隆中，直至公元207年。
顛沛流離、四處奔波避難謀生的少年諸葛亮，又經曆了十年躬耕，麵對此種情勢，居“危”思“安”，要求祖國統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產生是情理之中的。
從當時社會的特點來看，東漢後期，南陽、襄陽一帶是官僚、豪強的聚集地。據載，從襄陽峴山以南至宜城百餘裏間，刺使、太守之類官僚有數十家。豪強勢力兼並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銳，參加黃巾起義的農民達數萬人。
公元190年，袁術唆使孫堅殺荊州刺史，占據南陽。3月劉表繼任荊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廬縣土豪蒯越與襄陽土豪蔡瑁的支持，人據襄陽，襄陽成為荊州地區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可劉表“外寬內忌，好謀無決”（《劉表傳》），喜歡空談，不識“庶務”，境內“遊子甚多”，“平居發調”，“人心不悅”（《諸葛亮傳》）。“博術儒術”、“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劉表傳》）。
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戰曹操勝袁紹後，統一北方的形勢將近，孫權割據江東亦趨穩固。急劇變化的形勢，激蕩著荊襄誌士仁人。潁川徐元直、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們與諸葛亮“晨夜相從”，讀書吟詩，談古論今，評論天下大事，抒發自己的見解，遊學並進行社會調查，運用法家思想，分析現實，研究曆史，尋找實現統一祖國的遠大政治抱負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