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耳聞目睹了董卓造亂、二袁等堅持儒家路線的敗亡；黃巾農民起義的威力；曹操、孫策、孫權執行法家路線的勝利；由於豪強、州郡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其苦的情景。因此，諸葛亮對當時的現實和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感受極深。
他身居草廬，誌在統一，成為當時“識時務”的俊傑。因而諸葛亮多年後在《又與部下教》中說“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啟‘誨’”。在這些人的幫助下，特別是他和不滿劉表的襄陽名士龐德公、司馬德操過往甚密。這樣，便在襄陽形成一個鄙視儒生的集團，他們認為儒生是“不識時務”的庸才，隻有懂得時務的人才是人才。
龐德公是這一集團的首領，很器重諸葛亮，稱做“臥龍”，稱司馬德操為“水鏡”、龐統為“鳳雛”。諸葛亮的嶽父黃承彥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是相配他的賢內助。這些密切的社會關係與他們對社會實踐的調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實踐，無不是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從諸葛亮的個人學習曆程上來看，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時代精讀研究法家著作、博采眾長分不開的。
諸葛亮幼年時期，受齊魯文化的熏陶，法家管仲、樂毅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諸葛亮客居襄陽隆中13年，特別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學習，閱讀了許多政治、經濟、軍事書籍，精研了曆代政治、經濟和各學派的政治主張及思想觀點，通過分析得出：“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禮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諸葛亮集·論諸子》
他對先秦法家人物特別是管仲、申不害、韓非子等人的著作，更是認真鑽研，“每自比於管仲、樂毅”（《諸葛亮傳》），這些法家著作的學習對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從《諸葛亮傳》中看出，他學習時不死讀書，而是“觀其大略”，抓住綱領，體會精要。反對抓住經典不放，尋章摘句，穿鑿附會地煩瑣考證而脫離現實的儒學之風。
他從所讀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訓，作為觀察社會現狀和天下形勢的借鑒。他“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樹立了遠大的理想與政治抱負，形成了他的實現國家統一的法家思想。
諸葛亮的這一遠大抱負在他的《誡外甥書》、《誡子書》、《又誡子書》、《與兄瑾言子喬書》、《與兄瑾言子瞻書》中，要求晚輩要有遠大誌向和奮鬥目標可以看出。如《誡外甥書》：“夫誌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誌，揭然有所存，側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谘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如患於不濟。若誌不強，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這段話，可說是諸葛亮青少年時代遠大政治抱負的自述。
以上的這些，是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關鍵。207年，劉備“三顧茅廬”時，他在“隆中對”中為劉備精辟地分析了客觀形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統一革新法家路線，先取荊州、益州，與魏吳鼎立。然後“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而後再兩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業，重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此後，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線，在中國曆史上譜寫出了光輝的政治、軍事篇章。
揭去罩在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衣
人民群眾出於對法家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的崇敬，經過長期創作，出現了諸葛亮的藝術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為地主階級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所產生的文學、戲劇作品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特別是嚴重反法傾向的《三國演義》的出現，給諸葛亮身上罩上了層層非法家思想的外衣，歪曲了諸葛亮本身的思想體係。
最明顯的一個傾向，是把諸葛亮當成儒家思想的典範。這些作品把諸葛亮裝扮成“克己複禮”、“忠貞報恩”的忠臣。說蜀漢是“正統”，曹魏是“篡逆”。劉備是“聖君仁主”，曹操是“亂臣賊子”。諸葛亮是“興滅繼絕”的“正統”代表。他死守“士為知己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條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
他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端坐四輪車，手搖羽毛扇，使鬼驅神，預決生死，未卜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論的先驗論和荒誕不經的迷信思想。把諸葛亮作為儒家封建道德典範，特別是臣道的化身狂熱歌頌。
然而，諸葛亮果真終生是為了“報知遇之恩”嗎？是為了繼劉漢的“絕世”而“鞠躬盡瘁”嗎？事實並非如此，諸葛亮和劉備的結合，固然不排除“報恩”因素，但主要是他倆對執行法家路線有一致性。
劉備雖有統一天下、建立功業的抱負，但他起事時，出身寒微，勢力單薄，論將隻有關張二人，地無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節節勝利、兩袁失敗之因。他本人東碰西撞，走投無路，怎能不考慮選擇什麼路線問題。
諸葛亮生於亂世，誌在統一。他親眼看到兩袁推行儒家路線而身取滅亡，劉表、劉璋行儒家割據路線而岌岌可危。他從法家求實的思想出發，對當時形勢作了具體分析。劉備走投無路，諸葛亮卻胸有成竹，所以草廬一席對話，使劉備頓開茅塞。諸葛亮一出隆中，使劉備“如魚得水”，他們先占荊州、益州，在貫徹執行逐步統一天下的這條法家路線的紐帶下，他倆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以後事實證明，執行諸葛亮這一正確路線，就能使劉備轉危為安，由小到大，成為鼎足三分的一國皇帝。所以他倆的結合是為了推行統一的法家路線，重建統一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並非“興滅繼絕”、“克己複禮”。
還有一種十分嚴重的傾向，是把諸葛亮打扮成“神機妙算”的神仙、隱士。
他們說諸葛亮這位隱士、“神仙”又能“夜觀天象”，預知“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霧。他“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等等。
事實上這是諸葛亮善於運用法家求實思想，觀察社會現實和自然現狀，調查研究，並對客觀形勢作具體分析研究總結而得出的結果。絕非是“神機妙算”、“未卜先知”。
假若諸葛亮隻是位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庭之內的“隱士”，不是“高臥”，就是“閑遊”，恐怕連益州在哪裏，曹操是何許人也都不知道，豈能對當時形勢和人物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更滑稽的是，把諸葛亮從“隱士”、“神仙”進一步醜化成為能夠“呼風喚雨”的道士。
通過種種傳說，持這種看法的人竟然讓一位傑出的法家政治家、軍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發，沐浴齋戒，焚香禱告，興妖作法。“七星壇祭風”，“巧布八陣圖”、“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實，赤壁之戰有東南風是自然規律。陸遜不趁劉備大敗而跟蹤取川，是“魏兵襲其後也”，絕非被“八陣圖”所嚇退。“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皆因諸葛亮平時治軍有方，戰略戰術靈活，使司馬懿一時摸不著底細而不敢貿然追擊，並非什麼將星“似墜不墜”所致。
以上幾種荒唐的觀點，說到底不外乎是把諸葛亮當成“英雄創造曆史”的代表。
說什麼伏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當諸葛亮登台後，總演主角，凡事都在他預料之中，他坐上四輪車，搖著羽毛扇，指向哪裏。勝在哪裏，似乎曆史被諸葛亮指揮得團團轉。
但曆史證明，如果沒有東漢末年的黃巾農民大起義，就不可能摧毀儒術橫行的東漢政權，就不可能開辟出一個推行法家路線的新時期。
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軍事政績，是他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體現，是他推行統一中國的法家路線的結果。而“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
諸葛亮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
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後，在建立和鞏固蜀漢政權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實踐，極力推行了統一祖國的法家政治路線，其成果輝煌。
公元208年，他親赴柴桑，說服孫權，孫劉聯兵，以少勝多，赤壁一戰，擊敗曹操。而後助劉備趁勝“跨有荊益，保其岩阻”。
公元221年使劉備正式建立蜀漢政權，與曹魏、孫吳鼎足抗衡。
劉備死後，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務農植穀，閉關息民”。七擒七縱孟獲，平定南中。“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自公元227年始，他獎率三軍，興師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終因主客觀原因所限，未能達到“北定中原”的總目標，公元234年病逝五丈原軍中。“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順應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實踐上，為實現祖國統一、民族團結、人民安寧、社會生產發展，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內政方麵，他“內修政理”，以法治蜀。
諸葛亮在治蜀方針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國治”的思想。為了劉焉父子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羈縻互相承事，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答法正書》）的混亂狀況，堅持“以法治蜀”的鮮明立場。“刑法峻惠”，嚴加抑製豪強兼並割據勢力。
當時法正勸諸葛亮應“緩刑弛禁”。諸葛亮嚴正回答，並明確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答法正書》）。有人諷刺他吝惜赦罪，他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國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蔣琬認為正在用人，勸諸葛亮不宜斬馬謖，諸葛亮在《論斬馬謖》中說：“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複廢法，何用討賊邪？”
此說明諸葛亮把法治與統一緊密聯係在一起，要實現統一，必須“以法治蜀”，“內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擇貴”，組織上“務在舉賢’；經濟上推行屯田，“務農植”，鹽鐵官營，他從各方麵整頓法紀，革新政治，抑製豪強，有效地加強了蜀漢中央集權統治秩序。
在政策推行方麵，為了保證上令下達的效率，他提出“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原則。
諸葛亮在《賞罰》中說：“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賞以興功，罰以禁奸”。他認為法令刑罰是治國的重要工具，可震懾人心，勸善規惡。他說：“經常之法，規矩之要。”
如何掌握和發揮這一工具作用，諸葛亮主張“有忠於國”（《與部下策》）反對“豎私枉公”（《兵要》）。他認為“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為公”，“人有二心，其國家危殆”（《賞罰》），影響到國家的存亡。所以，諸葛亮在“以法治導”中，“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諸葛亮傳》），並建議劉禪要“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前出師表》）。
他“賞不逾時”，“刑不擇貴”。萱恢出使東吳有功，回國後“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萱恢傳》）。甫將軍李嚴受劉備托孤之重，諸葛亮發現他兩麵三刀，破壞了北伐，即上表貶黜。他在《賞罰》中明確說：“賞罰不避怨仇，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這是他對先秦法家“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在治國的主要方針上，他強調“以法治國”、“以武為計”，“以威武為政”。
諸葛亮認為法治路線決定軍隊的一切，他在《整師》中說：“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他在《兵要》中說：“有製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製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說明將帥的作用依賴於兵，更依賴於法。
所以他在《論斬馬謖》中強調：“孫、吳所以能勝天下者，用法明也。”闡明以法治軍，可以無敵於天下。他在《斬斷》中提出：“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他在軍中“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偽。”如街亭失守後，因王平有功，立即升遷。馬謖有過，斬首示眾。並上疏自貶，降職三等。以訓職明法。
由於他“法令明，賞罰信”，堅持法家路線，“以法治導”，“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故蜀軍“賞罰肅而號令明”，“戎陣整齊”，“及其兵出入如賓，行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限如風”。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能克敵製勝。
他“以法治軍”的軍事路線是為其法家統一革新的政治路線服務的。他在孫武“兵者，圍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和孫臏“以兵繩之”的基礎上，在《治軍》中明確提出：“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
他還說：“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
所以在諸葛亮以法治軍的偉大實踐下，使軍隊成為保衛和鞏固蜀漢政權的可靠工具，為貫徹諸葛亮法家統一革新路線起到堅強柱石作用。
“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諸葛亮一再強調的用人標準。
先秦法家用人主張：“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諸葛亮總結曆史經驗，得出可靠結論：“桓公以管仲為霸，秦王以趙高喪國。”“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
據這些有益經驗，他認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怎樣才能舉賢？他采用：“明主使法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兵要》）的辦法，依靠部下，通過評議，按法令來推薦。這樣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兵要》）。
他以“民之五害”作為考察、升免官吏的標準。比如州書佐蔣琬，他認為是“社稷之器”，特推薦提拔；魏國降將、天水冀人薑維，“思慮精密”，“深解兵意”，是“涼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於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線不拘一格選拔人才，這樣的組織路線為貫徹他的法家統一革新政治路線起了巨大作用。
在發展經濟方麵，他主持了鹽鐵官營的工作，而且還主動勸務農桑。
諸葛亮在經濟政策上吸取前漢法家人物的理財經驗，實行鹽鐵官營，設置了司鹽校尉和司金中郎將，專省煉鐵煮鹽，抑製豪強壟斷鹽鐵生產，增加了蜀漢財政收入，僅鹽業一項，“利人甚多，有裨國用”。同時，諸葛亮極為重視農桑生產，提倡“勸務農桑”。
他率先垂範，鼓勵子孫家人耕種農桑，精心組織蜀國種桑養蠶，織錦生產。形成了川西平原“棟宇相望，桑梓接連”，“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的繁榮景象。使蜀漢“決敵之資，唯仰錦耳”。並將蜀錦生產由成都平原推廣到南中地區，產品遠銷吳、魏，其收入是蜀漢軍費支出的主要來源。
“務農植穀”，“閉關息民”，“功分務穡，以舉民財”是諸葛亮的一貫法家政治、軍事主張。如在南征中，“令士兵種蔓菁於山穀”，“以濟軍食”（《劉禹錫嘉話錄》）。“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使西南少數民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在北伐中，“休士勸家”，“分兵屯田於渭濱”。為促進農業發展，他提倡興修水利，特設堰官，派一千二百多人常駐成都堰區，組織、管理、修築諸葛堰，以利灌溉。
為促進文化交流和經濟生產，改變“益州險寨”，交通不便，諸葛亮組織軍民在川陝邊界“鑿石架空”，修複秦棧道。在白水關至成都建驛站四百餘處。在越崔郡開山鑿石，修築了一條“石蹬崎嶇”的山路。
諸葛亮為限製豪強地主對農民過分壓榨，“鑄直反錢，平諸物價，今吏為官市”（《劉巴傳》），穩定農民，使農業得以發展。蜀漢經濟，雖處連年戰爭，但在諸葛亮法家思想路線的實踐下，成都平原仍顯出“溝洫脈散，疆裏綺錯；黍稷油油，秧稻莫莢“（左思《蜀都賦》）和“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諸葛亮傳》）的繁榮興旺景象。
在處理內部的民族問題方麵，諸葛亮奉行的也是法家的實用原則。“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也就成了他推行的一項基本國策。
諸葛亮為實現法家統一革新政治路線，針對西南、西北地區多漢、戎、夷雜居特點，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作出了偉大實踐，一反儒家掠奪、屠殺、鎮壓之法，采取“西和”、“南撫”的策略。維護了蜀漢政權內部的安定團結，對外一致抗曹。這是先秦法家人物沒有提出過的。
如在平南中，除懲治鎮壓與蜀漢政權為敵的首要分子外，對上層叛亂首領孟獲也采取了“兵戰”與“心戰”相結合的策略，在武力威脅的同時，注重攻心，“七擒七縱”，終使其投降。對願與蜀漢合作的上層人物，采取“即其渠率而用之”的政策，選任為郡、縣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區“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諭諫》）。
北伐中西和諸戎，聯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傑、天水薑維，使各族人民和睦相處，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組成的抗曹聯軍，促進了蜀漢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各族人民的融合，為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對外政策上，諸葛亮也采取“合縱”方式，“外結好孫權”，聯吳抗曹。這是諸葛亮為實現其法家統一革新戰線，在草廬中製定的戰略方針。
實踐證明，能否堅持它，關係到蜀漢的勝利與發展。赤壁大戰，孫劉敗曹，使劉備趁勝“跨有荊、益”，能與曹、孫鼎立，是這一方針的勝利。
蜀、吳聯合抗曹雖是趨勢的必然，但也存在著利害的衝突，集中表現在荊州之爭上。蜀漢有荊州，可屏衛益州，直下江東，北向宛、洛。孫吳得荊州，可控長江中遊，窺視蜀漢，直驅宛、洛。故劉備取益州，孫權立即索取荊州，幾乎釀成孫、劉大戰。曹操平定漢中，劉備隻得與孫權聯合，以湘水分界。
實踐證明，孫劉解盟，必利曹操。然劉備取漢中，關羽輕率北攻曹魏，又不結好孫權，曹孫默契，“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劉備拒絕諸葛亮勸告執意伐吳，既失荊州，又失戰略出路。給蜀漢以後的發展造成不可醫治的創傷。
劉備死後，諸葛亮先結好孫權，與吳形成“掎角之援”，北伐中孫權稱帝，他派人致賀，奠定蜀、吳盟好，並派人“頻頻至吳”，鞏固兩國聯盟，使諸葛亮南征北伐，“無顧江東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為利，亦已深矣”（《絕盟好議》）。蜀漢在聯吳方針上的反複而後果不同，說明了諸葛亮這一戰略策略方針的正確性。
“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從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後人罩在他身上的非法家思想的外紗和他的法家思想的偉大實踐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軍、治人、治財、治戎、治外交等方麵，進行了偉大實踐，作出了較大貢獻，取得了輝煌成就，為後人樹立了光輝典範。對此，曆代法家、政治家、軍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
治國必先修身
千百年來，修身一直是士人的重要課題，也是其優良傳統。孔子主張君子要“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他認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修身則道立”（《中庸》）。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家、國與天下之本在於“身”的主張，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要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平天下”（《孟子·盡心下》）。隻有專注“修身”，才能使“道立”，收到“天下可運於掌”的社會效果。
諸葛亮作為三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嘔心瀝血輔佐劉備、劉禪父子，在蜀漢的教化之功至今為人樂道，可謂家喻戶曉。其“外王”已臻完美，其“內聖”也堪為楷模。令人痛惜的是因時代久遠，陳壽等人編輯的《諸葛亮集》散佚頗多，現在隻能從史籍中所殘存其文稿、語錄，甚或片言隻語中，窺測其修身思想。雖無法完備，亦足以裨益於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