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堪稱“忠”與“信”之典範。
先說“忠”。在中國人眼裏，諸葛亮除了是智慧的化身外，其忠君思想大概給人印象最深。
在《後出師表》表中，諸葛亮在敘述了劉備論其“討賊”，而當時天下形勢正宜“討賊”的道理後，以“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來表明心跡。
“鞠躬盡力（後人多寫作‘瘁’），死而後已”是何等忠貞之言，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可謂諸葛亮事君之道的明確表白。
他在談到為將之道時，亦指出：“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立誌而名揚。”（《太平禦覽》卷引諸葛亮《兵要》）他認為忠誠對於一個軍事統帥的重要性，可與魚之於水相比，須臾不可離也。
縱觀諸葛亮一生的作為，可謂處處顯忠情。
從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把躬耕於南陽的諸葛亮請出後，諸葛亮就“許先帝以驅馳”，決心追隨劉備到底。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曹操發兵南征荊州，劉琮望風而降，劉備落荒而逃，“傾覆”無歸之際，諸葛亮不顧個人安危，毅然隻身奔赴江東，說服了在降曹與抗曹之間猶豫不決的孫權與劉備結盟，組成聯軍，在赤壁大戰中擊敗不可一世的曹軍，為半生寄人籬下的劉備覓得荊州這塊落腳點立下大功。此可謂危難之際見真情。
後來，劉備為關、張報仇，興兵東征孫權。結果夷陵大敗，羞憤而病故於永安城。臨終之際，把諸葛亮從成都召至永安，“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三國誌·諸葛亮傳》）。諸葛亮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嘔心瀝血，竭力支撐著蜀漢一隅江山，且率軍六出祁山而北伐，希望完成劉備恢複漢室一統江山的遺願，最終“嘔血”而終，不折不扣地實現了“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劉禪諡之“忠武侯”，名副其實也。
諸葛亮不僅自己一生追求忠貞，他對部屬也時時以忠貞來衡量。在《前出師表》中，他向後主劉禪推薦郭攸之、董允等人，首先看重的就是其“誌慮忠純”，為“貞良死節之臣”。他重用蔣琬，是因其“托誌忠雅”，可與其“共讚王業”（《三國誌·蔣琬傳》）。呂凱因“執忠絕域”（《三國誌·呂凱傳》）而被其薦升。薑維因“忠勤時事”而被其選為接班人（《三國誌·薑維傳》）。開府以後，他要求掾屬們“集眾思，廣忠義”（《三國誌·董和傳》），敢於秉持忠心指正自己的過失。廖立因“無忠孝之心”（《三國誌·廖立傳》）而遭其彈劾，李嚴雖與其同為顧命大臣，亦因“受恩過量，不思忠服”（《三國誌·李嚴傳》）而受其彈劾。
諸葛亮忠貞立身的信條亦深深地熏陶著他的後代。其子諸葛瞻在鄧艾伐蜀時，敗退綿竹，鄧艾遣使以“封王”誘瞻降。瞻怒斬來使，然後壯烈戰死，時年37歲。瞻之子尚，聞訊悲歎道：“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然後，“馳赴魏軍”，亦戰死，（《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華陽國誌》）。晉朝史家幹寶為此感歎道：“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誌，忠孝存焉。”（《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內不改父誌，忠孝存焉”可謂真知灼見。無怪乎史家張輔在《名士優劣論》中也發這樣的感慨：“睹孔明之忠，奸臣立節矣！”
由於諸葛亮注重孕育忠貞之氣，因而成了中國封建政治家忠君的楷模。其忠君思想具有曆史局限性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亦應當看到，在國君是國家象征的封建時代，忠君亦即是忠於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很有必要把這種對國家忠貞不渝的精神發揚光大。
諸葛亮一生中，亦很重視“信”。
據《漢晉春秋》記載，晉武帝司馬炎曾問及諸葛亮治國之術，臣子樊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著名史學家袁準這樣讚歎諸葛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鬥也。”（同上）陳壽在《三國誌》中為諸葛亮作傳時亦言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著，風化肅然也”。可知，諸葛亮十分注重賞罰之信，深得部屬擁戴。下麵一事，最足為證。
後主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率軍四出祁山伐魏。麵對魏強蜀弱之形勢，他“守在險要”，並采用“十二更下”之法，輪休士卒。戰局緊張時，“參佐鹹以賊眾強盛，非力所製，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並聲勢。”諸葛亮認為不能失信於士卒，鄭重地對參佐們說：“吾統兵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好一個“統兵行師，以大信為本”！它使被催令離去的士兵“感悅，願留一戰”，當值的士兵也“憤踴，思致死命”。士兵們相謂曰：“諸葛公大恩，雖死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邰，劫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同上，注引《蜀記》）
不獨統兵為政講大信，孔明亦重然諾之信。他在永安城受托孤重任時，發出“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果然以憂勞“嘔血”而死來實踐之，亦最為可歌可泣。
可見，重信用亦是孔明立身之道，對其處理軍國大事頗多益處，亦為其人格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知道，作為一個領導者，在對待人、處理事時，能否做到公正，不僅是個人修養問題，而且關係著部屬們凝聚力的高低，關係著事業的成敗。作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諸葛亮在為人處世中非常重視公正，他之名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太平禦覽》卷429引諸葛亮《雜言》，該書卷376“輕重”作“低昂”），即為明證。
最能體現其“秤心”的，莫過於“揮淚斬馬謖”。
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經過多年精心準備，率軍首出祁山，北伐曹魏。被其任命為先鋒的馬謖，違其節度，丟失軍事咽喉街亭，直接導致了本次北伐的失敗。裨將軍王平先諫馬謖於前，再臨危不亂於後，極大地減少了蜀軍的損失。
馬謖與諸葛亮的關係情如父子，在諸葛亮南征時因獻策“攻心為上”而備受其重視。諸葛亮卻沒有因此而赦免他，毅然按律處斬。“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製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幹亂法，魏絳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複廢法，何用討賊也！’”（《三國誌·馬良傳》注引《襄陽記》）馬謖亦知諸葛亮“用法明”之苦心，故臨終前給其寫了這樣一封絕筆信：“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唯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馬謖就死無怨無悔，且托孤於決定處死自己者，此亙古罕見之事也，故“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對王平，則“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三國誌·王平傳》）。
對自己用人不當的過失，諸葛亮也不原諒。他上表後主，自貶三級，從丞相退職至右將軍，以示懲罰。
可以說，非秉持“秤心”，不能做出如此賞罰分明之措施。
彈劾廖立與李嚴，亦能說明孔明之“秤心”。
李嚴雖然與諸葛亮一樣是劉備在永安城的顧命大臣，但他在諸葛亮四出祁山負責後勤工作時，工作不力且諉過於人，更嚴重的是在後主與諸葛亮之間兩麵欺騙，直接造成了北伐大軍糧盡退軍的後果。其卑劣表演被諸葛亮揭穿後，“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諸葛亮依法彈劾之，廢其為平民，“徙梓潼郡”。雖然如此，李嚴“常冀亮當自補複，策後人不能”。三年後，諸葛亮憂勞致死，李嚴希望破滅，“激憤”之下，亦“發病死”（《三國誌·李嚴傳》）。
廖立跟隨劉備父子多年，頗受親重。但他狂傲自大，仍不滿於自己的職位，因而頗為“狂惑”，“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影響極壞。諸葛亮上表彈劾此狂人為“亂群之羊”，廢其為平民，“徙汶山郡”。史稱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三國誌·廖立傳》及注引《諸葛亮集》）
二人對諸葛亮的嚴厲處罰並無怨憤，卻都幻想著諸葛亮能再起用他們。誰知諸葛亮早逝，致使他們一人“垂泣”，一個“憂憤”而死，實為罕見。個中原因，陳壽在為諸葛亮寫傳後的評論已經道出：“（亮）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用心平而勸戒明”，誠哉斯言！
張裔作為諸葛亮的部屬，追隨其多年，對其十分了解，曾對其作出這樣的評價：“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僉忘其身者也。”（《三國誌·張裔傳》）可見，無論是當時人還是後代人，對諸葛亮自謂之“秤心”有口皆碑，對這種“秤心”在為政或待人時所帶來的效果亦羨慕不已。對今人來說，亦應當廣泛效法。
除了“忠”與“信”之外，“淡泊儉約，誌存高遠”也是諸葛亮身體力行的修身之道。
諸葛亮的《誡子書》是千古流芳的家訓，共有兩則，一則是告誡兒子不要沉湎於酒，另一則抄錄如下：“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太平禦覽》卷495）
這段話諄諄教誨，反映了諸葛亮另一個修身思想：淡泊明誌，儉以養德。
先說淡泊明誌。
治學要“淡泊”、“寧靜”，就是要耐得住寒窗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抵得住紅塵的誘惑，切忌“淫慢”與“險躁”。否則，“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將一事無成，隻好“悲守窮廬”了。
淡泊明誌，諸葛亮亦身體力行。
漢季紛擾，群雄並起，已有臥龍之譽的諸葛亮，東投孫權或北投曹操，都會貴達。但他甘於淡泊，“躬耕於野”，在清貧中繼續讀書，以豐富其知識，為日後輔佐理想明君劉備創造條件。
選擇妻子，亦體現其淡泊明誌之思想。據習鑿齒《襄陽記》記載，黃承彥為沔南名士，道德學問超群。一天，他對諸葛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發，而才堪相配。”諸葛亮爽快地答應了，隨即把醜妻接到家中，“時人以為笑樂，鄉裏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三國誌·諸葛亮傳》注引）。
“食色性也”，娶個美妻，是普通男子的共同願望。諸葛亮能衝破世俗見解，以風流倜儻才子身份，不惜被時人譏笑毅然娶一個黑皮膚、黃頭發的“醜女”之目的是看重其“才德”，有利於增長自己學問也。
諸葛亮此舉，深得後賢欽佩。理學大師朱熹曾感歎道：“孔明擇婦正（“止”之訛）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轉引自諸葛羲、諸葛倬輯《諸葛孔明全集》卷十七。）所謂“寡欲養心”，正得其三昧。
諸葛亮淡泊治學的主張，對近年來棄學經商，荒學賺錢的浮躁學子們，理應成為“當頭棒喝”！
再說“儉以養德”。
孔子曾言：“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奢則不孫（同遜），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論語·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同前）孔子的弟子子貢這樣描述老師：“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論語·學而》）孟子亦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孟子·盡心下》）可見，儉約寡欲是儒家對士人的基本要求之一，若奢侈糜爛，養家則不能持久，為政則不能清廉而敗亡，即夫子所謂“不遜”也。
上引《誡子書》中，諸葛亮明確提到“儉以養德”，可謂與孔孟這種修身思想一脈相承，並且把它付諸實踐。
《三國誌》諸葛亮本傳載有他上奏後主的一道表章，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此並非諸葛亮虛飾之詞，有本傳言“及卒，如其所言”為證。
諸葛亮在與李嚴的一封信中，曾談及自己的生活狀況：“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北堂收鈔》）
他積勞成疾，嘔血去世前，曾“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殮以時服，不須器物”（《三國誌·諸葛亮傳》）。
身為宰輔、“相父”，專決朝政十餘年，卻“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力求死後“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死時又遺命薄葬，其儉約實在罕見。
諸葛亮倡導“儉以養德”，對部屬影響頗大，一時儉約成風。將軍鄧芝“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三國誌·鄧芝傳》）。大將軍薑維，“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樂學不倦，清素節財”（《三國誌·薑維傳》）。董和為股肱之臣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三國誌·董和傳》）。後任宰相費禕，“雅性謙素，家無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三國誌·費禕傳》）。
諸葛亮提倡淡泊儉約，並非甘於庸碌，不思進取，相反，他主張人生立世，“誌當存高遠”。
諸葛亮在《誡外甥書》中這樣寫道：“夫誌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誌，揭然有所存，側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谘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誌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太平禦覽》卷459）要實現高遠之誌，他主張要“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忍屈伸，去細碎，廣谘問，除嫌吝”，做到“強毅”、“慷慨”、超脫“俗情”。隻有這樣修身，才能超越凡庸，成為一個對國家社會有用的人。
諸葛亮的確是一個“誌存高遠”的人。出山前，他“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立誌成為管、樂式的賢相良將。因而，他在治學時，對經書“獨觀其大略”，即注重經書所言治國之術，而不像好友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樣”務於精熟“（《三國誌·諸葛亮傳》），即隻注重章句之學。為補益於自己的學問，利於實現自己的抱負，他毅然超脫“俗情”，娶了富有才學的黃氏醜女為妻。
縱觀諸葛亮一生，可知其高遠誌向是安定天下，興複漢室。這雖然有曆史局限性。但他誌存高遠的修身主張及不實現誌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的不懈奮鬥精神，很值得今人，尤其是年輕人借鑒。
有了對個人品質的培養之後，還需要與人相處方麵的修煉。這方麵，諸葛亮堅持的是“虛懷若穀，勤聞己短”的原則。
曾子曾言“吾日三省吾身”，講的是要多內省自己的錯誤，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諸葛亮非常注意反省自己的過失，鼓勵、要求部屬們、朋友們指責自己的過失，以利於為政與為人。這種修身思想，主要表現在“四教求過”中。
前三教皆與董和有關。
其一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蹺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三國誌·董和傳》）
其二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其三曰：“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益。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未有忠於國如幼宰者。亮可以少過矣。”（《太平禦覽》卷249）
董和（字幼宰），“參署”諸葛亮七年，最能諫止亮的過失，“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同“返”）”。因而在亮之所有故友，部屬中，最受其激賞。徐元直與崔州平為亮出山前故友，胡濟（字偉度）為亮之掾屬，三個亦能“數有諫止”，“勤見啟誨”，因而備受亮讚揚。亮另一掾屬楊顒，曾直言勸諫其要多考慮大政方針，不要埋頭於文牘，“亮謝之”。後楊早逝，“亮垂泣三日”（《三國誌·楊顒傳》）。由亮對此數子的態度，及號召掾屬他們學習以“集眾思，廣忠益”的行動，可以充分體現其“不疑於直言”，希冀“少過”的博大胸懷。
街亭失守後，諸葛亮又一次發布了如下求過教文：“大軍在祁山，箕穀，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蹺足而待矣。”（《三國誌·諸葛亮傳》）
這則教文，再次要求部屬們，從“忠慮於國”的前提出發，“勤攻”其闕。
三國時，曹操以“三令求賢”而流芳千古，諸葛亮“四教求過”亦足以與日月同輝。樊建言其“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自非溢美之辭。此等高深修養，對其成就蓋世功業，自然裨益良多，實足後之為政者借鑒。
在諸葛亮一生中，表現得極為明顯的，是他個人修養方麵的“嚴以律己，勇擔責任”的信條，這是他對下屬們影響極大的一個品質，也是他極為世人所稱道的品質。
諸葛亮秉持“秤心”，執法甚嚴，對自己的錯誤亦不寬貸。
街亭之敗，直接原因是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間接原因卻是諸葛亮用人不當所致。因此，他在依軍律揮淚斬馬謖後，向後主上疏曰：“臣以弱才，明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穀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後主準其所奏，貶其爵三等，從丞相降至右將軍（《三國誌·諸葛亮傳》）。
在上文所引諸文中，都看出諸葛亮都毫不猶豫地承擔了“授任無方”導致“不能破賊為賊所破”的責任，不諉過於人，體現其磊落坦蕩之胸懷。其自貶三級的舉動，與曹操“割發代首”，以法治軍的舉動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映了偉人們嚴以律己的共同胸懷。
諸葛亮此等精神還表現在對子女的要求上。
諸葛喬本為亮之兄、仕於孫權的諸葛瑾之子，因亮早年無子，被亮求為嗣子。建興六年，諸葛亮一出祁山時，駐兵漢中，喬亦隨軍征伐。喬幹些什麼呢？由亮給兄瑾一封家信可知：“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穀中。”（《三國誌·諸葛亮傳》）。亮把“本當還於成都”的喬硬留下來，在山穀中幹傳運軍資的苦差事，目的是要其與諸將子“同榮辱”。
作為一代名相，著名的封建政治家，諸葛亮留給我們的思想財富很多，修身思想可謂其中璀璨明珠也。限於篇幅，本文隻羅列其大者，亦可見其受傳統儒學影響頗深，難怪理學宗師程顥稱其有“儒者氣象”（《二程遺書》）。這些思想，無論對當今為政者，還是普通人，皆可視做修身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