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後半生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北伐，也就是小說裏麵經常說到的“六出祁山”。以蜀漢的國力，要想北伐而消滅曹魏，簡直難上加難，諸葛亮不可能不了解。那麼，諸葛亮一再堅持的“北伐”，究竟是“反攻”的口號意義多些，還是實幹的行為多些？
為何一直要北伐
三國時期，在劉備死後，蜀漢丞相諸葛亮連年發動對曹魏的北伐戰爭，在七年間先後六次北伐，但都遭失敗。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連年北伐呢？在《出師表》中，諸葛亮說，他是感念先主劉備的“三顧之禮”、“托孤之重”，要完成劉備未完成之遺誌，就是平定中原，恢複漢室。但我認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北伐，並不僅僅是要完成劉備之遺願，還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諸葛亮北伐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確實是要完成劉備的遺願。諸葛亮的為人是很重情義的，劉備對他是有知遇之恩的，三顧於茅廬之中，臨終又將後事托付給他，並且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托付後事，重情重義的諸葛亮又怎會不鞠躬盡瘁呢？《三國誌》中記載，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第二，諸葛亮的連年北伐，也是從戰略上考慮，主動的防守以保存蜀漢政權。為什麼這麼說呢？從諸葛亮的《隆中對》中來看，他當初的設想是擁有益州和荊州，之後以圖中原，但自從關羽失了荊州後，諸葛亮的這個戰略構想就已經破滅了，因為他對東吳的態度從來都是“聯吳”的，他不可能再用武力將荊州從東吳手中奪回來。而僅僅擁有益州之地是無法和強大的曹魏抗衡的，因為打仗很重要的是要拚經濟，曹魏政權占據北部中國，約占當時中國麵積的三分之二，而且中原地區土地肥沃，人口眾多，相對於益州是很繁榮的，曹魏的國力要遠遠強於蜀漢。如果消極防守，當曹魏積聚力量後攻打蜀漢，蜀漢是無法抵擋的。所以，諸葛亮采取的戰略是主動防守，也就是“以攻為守”，用主動進攻來打亂曹魏的經濟增長和戰略部署。而實際上，諸葛亮的這一戰略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他連年北伐的這幾年間，曹魏政權也正好是兩代交替，需要積聚國力的時期，由於他的北伐戰爭，曹魏疲於應付，國內的經濟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在諸葛亮死後的幾年裏，魏國也沒有再發動大的戰爭。當然，諸葛亮的這一戰略也是以付出本國相當大的經濟為代價的，蜀漢的國力也受到沉重的打擊。
第三，諸葛亮也想在有生之年將蜀漢政權擴大，延長蜀漢政權的壽命。由於蜀漢的益州遠離中原地區，其人才是相對匱乏的，這從蜀漢後期“廖化做先鋒”可見一斑。諸葛亮也是知道這一點的，蜀漢後繼無人是最大的危機，他深知在他死後，將沒有人能夠擔起蜀漢政權的重擔，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盡量擴大蜀漢政權的地盤，擴張實力，為後繼之人積攢足夠的資本，以希望保存蜀漢的政權，如果可能的話，也還是有進取中原希望的。
因此，諸葛亮才會在平定南方，國家穩定的基礎上，不顧國內眾多反對意見，不斷地發動北伐戰爭。諸葛亮的眼光是要遠勝於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們的，他希望通過自己的“鞠躬盡瘁”，來換取蜀漢政權的發展，通俗地說，就是“以進為退”。
諸葛亮“六出祁山”跟魏國交戰，本來各有勝負，屬“兵家常事”。但曆代一些諸葛亮的反對者們卻偏激地認為，“六出祁山”無功就是過，因為蜀國在三國當中力量最為弱小，多年征戰，需要耗費極大的物力、財力和民力，致使本來就相當弱小的蜀國更是弱不禁風，因而加速了蜀國的滅亡。這甚至成為了他們否定諸葛亮的一個主要的事實依據。
然而，如果我們立足於三國時期的大背景和蜀漢當時的實際情況，站在諸葛亮作為一個政治家、戰略家和軍事家的角度來全麵深入地考察這一曆史事實，我們就會體諒諸葛亮的苦衷，歎服他的眼光，敬佩他的為人。
從戰略上看，諸葛亮“六出祁山”，實在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具有十分深遠的戰略意義。
一個國家就跟一個人一樣，不能沒有一個目標。人生沒有目標就會安於現狀，碌碌無為；國家沒有目標就會人心渙散，分崩離析。劉備集團的戰略目標是“隆中對策”。“隆中對策”確定的目標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占領荊、益兩州，建立政權，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第二個層次是在此基礎上兵分兩路，派一員上將率領荊州的軍隊向中原進軍，劉備就親自統率益州大軍打出秦川，統一天下。應該說，從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策”，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稱漢中王，劉備集團花了12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戰略目標的第一個層次。後來因為關羽貿然發動襄樊之戰，遭東吳偷襲，不但喪失了戰略要地荊州，還喪失了名將關羽和一支七八萬之眾的精銳之師；接著劉備為報結義兄弟被殺之仇，用傾國之兵討伐東吳。夷陵一敗，又喪失了蜀漢的核心人物劉備和近6萬精兵，使得新建立的蜀漢政權遭受重創，基本上已經無力實現“隆中對策”的第二個層次的戰略目標。但是，有沒有能力實現目標是一回事，朝不朝著目標奮勇前進又是一回事。作為當時三國中實力最弱且偏安一隅的蜀漢政權來講，如果沒有一個必須共同努力來實現的戰略目標，沒有明確的敵國帶來的重大壓力，沒有憂患意識，沒有危機感和緊迫感，就會因此逐漸迷失方向，失去凝聚力和發展力，加速它的滅亡。而將北上伐魏、興複漢室作為蜀漢的最高戰略目標，時時牢記，不斷進取，就有可能讓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奮發有為，保持發展的強大活力。
一個國家單單靠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是不行的，富國還必須強兵，沒有強大的國防，同樣難逃滅亡的命運。在冷兵器時代，保家衛國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定規模的軍隊，但兵不在多而在精，軍隊致勝的關鍵卻是強大的戰鬥力。軍隊的戰鬥力是怎樣來的呢？自然是來源於經常的、科學的訓練和演習。然而最好的訓練和演習則是實戰。讓軍隊經常地置身於戰爭狀態，而且根據一定的勝算跟敵人作戰，軍隊就會時刻繃緊戰爭這根弦，從思想上、行動上做好戰鬥的準備，並在個人的作戰實力上不斷提高。諸葛亮深諳這一取勝之道。因此，他常常通過與魏國作戰訓練自己的部隊，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敵人的強大、戰爭的真實存在和殘酷，從而培養出部隊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武德，和同樣重要的物質力量——武技，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蜀國是三國當中最為弱小的國家，與魏國相比，各方麵都要相差懸殊，國土麵積隻有魏國的七分之一，人口隻有魏國的六分之一不到，軍隊隻有魏國的五分之一。一個這樣弱小的國家，一旦魏國得到喘息之機，就會受到魏國的攻擊而滅亡。因此，諸葛亮直至他的接班人薑維，一直都是采取積極防禦的辦法，聯合盟國吳國，不失時機地進攻魏國，讓其長期處於兩麵夾攻的處境中，並消滅其一部分有生力量，讓其無力組織進攻，從而使自己能夠從進攻中求發展，求生存。事實上，蜀國也確實是在不斷的進攻當中獲得安定和發展的。“六出祁山”實在是弱國通過積極防禦救亡圖存的典範。後來，蜀國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出現紛爭和分裂，薑維被排擠，國家失去了積極有效的進攻的能力，使魏國獲得喘息之機，騰出了手腳。強大的魏國一進攻，蜀國便頃刻瓦解了。
除了戰略上的意義，“六出祁山”還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動人魅力，閃耀著人文的光輝。
第一，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後人就把“立德，立功，立言”統稱為“太上三立”，也叫做“不朽三立”。在中國古代文化中，“三立”觀應該屬儒家思想體係，代表的是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因此，這幾乎成了古人特別是士大夫為人處世的終極目標。諸葛亮作為我國古代士大夫中的優秀代表，自然是對此身體力行的。於是，不斷地建功立業就成為了他雖無大的建樹，仍然“六出祁山”的人文基礎。
第二，充分體現了“知恩圖報”的感恩的處世觀。當諸葛亮還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年僅26歲的山民的時候，還是“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未之許也”的時候，卻被當時名滿天下的“帝室之胄”、當朝天子的“皇叔”“三顧茅廬”邀請出山輔助自己，這種從古到今天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君臣際遇，是足以讓一個師法聖賢、君子的士“為知己者死”，為知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不但如此，諸葛亮從出山輔佐劉備，直到劉備死，君臣相處達18年，他們名雖君臣，實則友情深厚，勝過兄弟。這也是為什麼劉備在白帝城永安宮臨死的時候，卻把統一大業、蜀國安危以及後主阿鬥托付給他的原因。當時劉備說：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夠安邦定國，成就“恢複漢室”的大業。如果後主值得輔佐，就輔佐他；不值得輔佐，就代替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種君臣間勝似朋友般的信任，是十分難得和少見的。因此，諸葛亮用他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實際行動，報答了劉備對他的“知遇之恩”和“托孤”的信任，成功塑造了一個優秀傳統文化造就的賢人和君子的形象。
第三，充分體現了不畏艱苦、百折不撓的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諸葛亮貴為一國的丞相，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完全有享受榮華富貴的資格，而且平定了南方，結盟了東吳，革新了製度，發展了經濟，蜀國基本上國泰民安，他也完全有享受榮華富貴的條件。然而，他不這麼做，卻在人生的最後六年裏，“六出祁山”，殫精竭慮，最終積勞成疾，病死在伐魏前線五丈原，臨死還謀劃好蜀軍全身而退的辦法。有時候我想，諸葛亮縱使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軍事上毫無建樹，僅僅憑著他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矢誌不渝、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也足以感天動地，激勵後人。何況他還兩袖清風地充分發揮他的大智大勇幫助一個賣草鞋的、靠寄人籬下生存的劉備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呢？而且還努力讓這個弱小的國家及其無能的皇帝維持到了強大的魏國滅亡的前夜呢？
奇怪戰爭：蜀漢北伐的軍事分析
諸葛亮北伐曹魏之戰，是由弱者主動向強者發動的一場戰爭。雖然在魏、吳、蜀三國並立中，魏國最強，蜀國最弱，但在這場戰爭中，諸葛亮指揮的蜀軍曾給魏國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和震驚，卻又因失誤和客觀條件限製而撤軍，這裏有雙方力量對比的問題，又有謀略的運用問題，其間的諸多經驗和教訓，仍有借鑒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