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為領導者應該牢記：不需要做最強者，而要讓最強者為自己工作，不要成為英雄，而要成為成功者。
北伐動機：內部管理失敗的突破口
對諸葛亮多次的無功北伐，長久以來習慣的看法一直是諸葛亮為了先主的重托，明知不可為而為，是他為國為民的忠心表現。
但有一點很奇怪，諸葛亮是個性格謹慎的人，正因為如此的性格臨戰往往不能出奇製勝而無功，如此謹小慎微的人，為何會非常不謹慎地不斷發動準備不足沒有勝算的戰爭呢？還有，按理諸葛亮也是一個明智的人，而且他在劉備在世時一直從事在後方籌備兵糧的工作，應該非常清楚策劃一次進攻戰和戰役計劃中後勤糧食儲備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諸葛亮後來指揮的多次北伐，卻往往因為組織倉促，糧食不足而勞民傷財，無功而返，而且往往僅側重掠奪一些人口，暫時占領幾個城市，根本沒有完整的戰役目標和計劃步驟，這一切奇怪矛盾的地方，發生在獨掌大權，不斷北伐的諸葛亮身上，不得不讓人燃起想探討他北伐動機的興趣。
當然，談到“動機”這個詞，不管對古人還是現在的人，除了本人自我表述外，旁的人談及其人動機，都隻能是主觀分析。現在法院有時也有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和得利結果來分析動機的。對諸葛亮的北伐，同樣也可以用他的相關行動和得利結果，來分析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口號下，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動機。
我認為諸葛亮不斷地北伐，不管口號叫得怎樣，從結果和具體實施的過程看，他一次次北伐的最大動機是為了個人集權，隻有處於北伐的戰時狀態，諸葛亮才有借口提調政治對手李嚴，並借機除去他；且隻有在北伐的名義下，才能上那樣的《出師表》對皇帝頤指氣使，並安排自己的親信向寵等人掌管宮廷。同時，北伐集權的過程，是諸葛亮享受特權，並牢牢抓住軍隊以維持自身地位的必要保證。
先大體回顧一下諸葛亮的北伐進程：
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作了比較精心的準備，劉備托孤時並未讓諸葛亮主管軍事，但他通過第一次北伐的組織過程，巧妙地排擠了同為托孤重臣的李嚴，第一次成為全權的軍事統帥，北伐之於諸葛亮，確實是一個獲得個人集權和名望的良好途徑，但不可否認，當時的他確也有為國立功，“帝還故居”的一片公心，同時也存在讓不知諸葛亮是誰的魏國人，見識一下自己的個人想法。
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大敗後，為堵眾人之口，諸葛亮自貶了職，隻有再發動下一次戰爭，哪怕撈一點兒小功，才能恢複自己的官職和威信。於是一次次倉促的所謂北伐就這樣不斷開始了，隻有在這種北伐的組織狀態下，諸葛亮才能集軍權、政權、人權、物權於一身，所以才會不管北伐的結果勝負，以及是否勞民傷財，一次次發動北伐，對統治者集權來講，北伐的結果倒在其次了，因為是那樣的出發點，諸葛亮的北伐往往不在意整個戰略上的布局，不在於怎樣或何時或是否能北伐成功，而僅在爭取保證少冒險的前提下（不同意魏延之計正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側重掠奪一些人口，暫時占領幾個城市，以便能在諸葛丞相的“功勞”簿上有點兒可記的東西。
諸葛亮北伐的表現，基本上是勞師勞民而無功，但最後的結果也不是他能完全控製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純用北伐的結果來孤立分析諸葛亮的行為和動機。北伐“事後”勞師無功的結果，雖可作為一方麵，卻不是問題的關鍵點。探討諸葛亮北伐的動機，最關鍵的可以通過分析他在北伐進程中的行動，是不是都是北伐的軍事部署所必須的，都是有利北伐還是和北伐無關，有利個人集權的情況來看問題。
下麵就諸葛亮，“借機提調除去政治對手李嚴”“換上親信衛戍宮廷”“對皇帝頤指氣使”，“大敗後再次動兵以恢複爵位”這幾點行為，看一下是否都是和北伐的真正目的很無關，同時卻是對他個人集權大得其利的行動。
1．提調李嚴奪其兵權：難道諸葛亮的北伐，就一定必須調動“與孔明俱受寄讬”受遺囑“統內外軍事”的李嚴，並奪去他的兵權，才有利於北伐的目的嗎？
早在第一次發動北伐前，諸葛亮就曾以北伐之後漢中會出現軍事力量空虛的理由為名，向李嚴提出要他駐紮在江州的部隊前往漢中的要求。假設李嚴真的去了漢中，很明顯他的軍隊就會被收編，而他也將成為諸葛亮帳下的一名將領。江州是蜀漢東部與東吳、曹魏交界處的二線重鎮，麵對北方曹魏勢力的漢中地位相當，當時的諸葛亮根本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將李嚴與江州部隊調到漢中的理由，因此最後隻能暫時作罷。
後來，經過幾次北伐的集權後，李嚴最後還是在威逼和兒子升官的利誘下，於建興九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時，被奪兵權，成為諸葛亮屬下的“中都護署府事”（諸葛亮之府），不久就因罪被廢為庶人。
試問，李嚴被調諸葛亮手下，真的對北伐的這個原始目的很重要嗎？還是純粹地借了北伐的名義，除掉一起被托孤的政治對手呢？曾經看見有段時間討論李嚴地位以及本人是非的問題很熱烈，我認為這些都是枝節問題，李嚴本身確實也不是什麼好鳥，但他最後在諸葛亮手下犯錯被抓，是諸葛亮違背先主遺願，用威逼和利誘調動原“俱受寄話”“統內外軍事”的李嚴做自己手下，並奪其兵權。後麵的事，不是因為李嚴先犯了錯被奪兵權，而是反之，諸葛亮借了北伐的借口先那樣幹的，所以後來李嚴的錯誤和本文無關，如果誰有本事證明調動李嚴，奪他兵權是北伐必須的，並產生了有利北伐和國家的結果，那樣才能洗脫諸葛亮有借北伐除異己來集權的嫌疑。
2．樹植親信：如果諸葛亮真的像《出師表》裏說的那樣好聽，要貫徹先主的遺誌，先主明明有言“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諸葛亮卻因為馬氏兄弟是自己荊楚集團的親信，“違眾拔謖”，讓他擔任首次北伐的先鋒人選。如果這件事還是和北伐有關而且諸葛亮當時不知道後果的話，那請問，借了北伐出師名義，要後主“宮中之事，事無大小”，對自己羅列名字的幾個荊楚集團（沒有一個東州和益州人士）親信“悉以谘之，然後施行”，使後主完全喪失了一個君主應有的權利，這些和北伐的目的又有何幹？是必須的軍事行動嗎？還是借了北伐的名義，在後主身邊安置親信的羅網呢？
有人會說：“讓荊楚人貴重完全正確，皇帝劉備還是靠荊楚發的家呢。作為外來政權，防止本地人染指高層是為了江山社稷的穩固。”這話不是很妥當，諸葛亮本身是絕對地靠荊楚發的家，而劉備的蜀漢政權，東州和益州人士也有很大的功勞，從國家利益和唯才是舉考慮，劉備也曾對這些人士很倚重。而諸葛亮不顧先主的遺言“違眾拔謖”，隻重用自己的親信荊楚集團，首先是違背了唯才是舉的原則，很明顯地存在著自己的私心。而諸葛亮所謂“親賢臣”的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等荊楚集團人士，雖然後來證明的確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何宗、費觀、王謀等人難道就不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都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於這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如果沒有私心，全為國家利益的話，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3．對皇帝頤指氣使：諸葛亮借了繼承先主遺命北伐的借口，竟說出“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話來，把自己所開之“府”等同於皇帝的宮廷，這是一個臣子應守的本分和禮儀嗎？不管有無不臣不忠之心，至少諸葛亮在北伐的出師表裏，動不動借先主“興複漢室”的遺命，一副老子訓兒子的樣子，完全有違臣子之道。這樣對君主的態度，是北伐的臣子要辦好事所必須的嗎？
還有，曹操說他平了天下，自己的願望最多稱侯稱個將軍（不管真心假心，至少這麼公開說了），而所謂“忠心”的諸葛丞相呢，還沒打過什麼勝仗呢，就公開宣稱，如北伐成功，他能使皇帝回歸舊都，“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指加九錫），諸葛亮明著說出來的要官的野心，至少比曹操都大。如此狂妄的態度，實在有違一個臣子的本分之道，而這一切，都是在北伐的口號和借口下才能實施的。
有人會說，諸葛亮一向是被後人如朱熹、嶽飛所推崇，已經成為了後世不少人的偶像，因此他對君主的態度和語氣沒有問題，是封建時代一個臣子應該對皇帝的態度，我隻能無言。我們應該看原始的史料，客觀地分析，而不應該用一些後人出於自己的理想或政治目的造成的感情上的推崇來分析問題。諸葛亮出身低微，又位極人臣，是中國古代唯一在生前和死後都享有完名的權臣，如果用對偶像推崇的態度來說事，那後世出於政治目的被推崇的關羽也偉大得絲毫說不得嘍？所以我認為，還是客觀冷靜地看待《三國誌》等史料的原始記載，不要用後人的一些說法和習慣思維做論據。
4．大敗後再次動兵以恢複爵位：如果諸葛亮首次大敗是真心的懺悔和貶職，為何還“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這件事姑且算諸葛亮自認除了他自己，他人均無能北伐，而為北伐才不放權的話（“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那麼試問，在首次遭受失敗後，不認真吸取失敗教訓，不注重戰爭後國家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的需求，沒有好的戰前準備以及明確的作戰計劃，諸葛亮又在同年冬天，匆忙地發動第二次北伐，這又不是乘勝追擊，古往今來，實在是少見這樣大敗後急迫頻繁發動第二次戰爭的事例。
如果不用為撈取功勞、以堵眾人之口盡快恢複自己的職位，這樣的動機來解釋如此行為，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能解釋這樣匆忙地發動下一次戰爭的動機嗎？最後這次北伐因糧盡無功而返，說明準備不足，正是因為作戰準備的時間倉促，動機不純才造成如此勞民傷財的結果。
北伐還於舊都的口號和所謂氣魄，是需要發動每一次戰爭時，詳細的戰略計劃支持的，諸葛亮在這之前倒有很像樣子的《隆中對》，可到自己真的帶兵時（劉備在時除了一次進益州，諸葛亮基本沒有多少帶兵打仗的機會），除了第一次稍微像點兒樣，後來的所謂“北伐”卻從未見分兵幾路，先攻哪裏後攻哪裏，準備多少天攻下（準備糧食），這樣最基本的作戰計劃，純粹是騷擾式掠奪一些人口，暫時占領幾個城市。有人會說弱小的蜀國如果不持續主動進攻，就會馬上被魏國消滅，但史實告訴我們，諸葛亮死後北伐曾經中斷，蜀國還是完好地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見諸葛亮騷擾式北伐，是立國必須的理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