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權是權力之本，諸葛亮雖已執行政大權，在北伐的過程中卻可以全集劉備本沒全授的軍權，而有了完全的軍權（剝奪李嚴等其他政治對手的獨立帶兵權）才能保證權力巔峰的穩固。如果說第一次北伐，諸葛亮除了意圖調李嚴，想集軍權外，其他的確實還有為國立功之心，那後來多次沒有明確戰略謀劃的“騷擾”式北伐，則大都是他為了集權和樹立威信的意圖撈功，不論國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與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績工程”，為了維護自己的集權，他必須跟著、而不是駕禦著北伐這輛戰車向前衝下去，因為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經緊緊地捆在了一起。
通過上麵對諸葛亮相關行為的分析，諸葛亮這樣謹慎的人，為何會如此不顧國家實際的利弊和承受力，這麼不謹慎地一次次發動戰略目的不明確的戰爭，原因恐怕隻有用他希望在戰時狀態中保持和享受集權，並希冀獲取和他地位相當的功名，這樣完全淩駕於國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純個人出發點，才能解釋得通。雖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權中，他已經“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但卻始終沒能安心。同時，他需要不斷行使權力維護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說服力。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分析，諸葛亮這樣聰明的人，怎麼會老幹那些“勞師動眾，傷民傷財”，對國家來說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釋得通了，諸葛亮北伐這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是他要那樣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會問，諸葛亮在劉備剛死後，就已經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先決於亮”，已經有了大權，他還有必要通過一次次的北伐來集權嗎？
其實不然，諸葛亮掌權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時未必完全具備，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地掌握了劉備並未全授的軍權，才有了對皇帝頤指氣使的特權。而且行使權力本來就是一種享受，那些曾有權的有幾個想得開願意歇下來。而且軍權是保持政權的根本，諸葛亮隻有通過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軍隊，才能保持他權力巔峰的地位。
當一種過度的集權失去製約，就會出現個人利益和意誌淩駕於國家和人民利益基礎上的“政績工程”的普遍情況。作為諸葛亮的侄子諸葛恪，後來勞師動眾，攻打新城，也是出於差不多的目的，正因如此，他才會炮製出《後出師表》（已有曆史專家考證）來，因為他和諸葛亮一樣，把戰爭不是作為真正的目的，而隻是作為個人權利上的砝碼，隻是諸葛恪的運氣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大敗不算還搞不定內部的反對者，要是他也學學老叔，用向寵這樣類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宮廷的孫氏警衛軍，還有失敗後需要假裝自貶幾級，這些方麵，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學學，最後未必會身敗名裂。這方麵講諸葛亮確實是偉大的政治家，無人能及。
同樣，後來的薑維也有類似傾向，如果不搞個“九伐中原”，他的大將軍的職權和作用價值又如何體現？類似的，把個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國家利益基礎上，為了所謂表麵的“政績”不顧實際的情況，甚至不顧傷害國家和人民，這樣的事到我們現代社會還在發生，這是集權下的必然產物，不見前幾年，一些地方搞的“數字工程”、“政績工程”最後弄得財傷民怨，從深層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諸葛亮和薑維的衣缽了嗎？
我們現在反思諸葛亮的行為和結果，分析他潛在的動機，可以讓後世的人，更明確地認識到集權的危害，隻有以諸葛亮、諸葛恪等人為戒，對決策者行為作好利弊評估，才能更好地減少“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數字工程，多一些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治國方略：現代管理的反麵典型
在《三國演義》裏，水鏡先生曾對劉備日：“臥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臥龍正是諸葛孑L明，鳳雛乃襄陽龐統也。而劉備得了他們兩個人，卻最終也未得天下，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和孔明有關。孔明雖然絕世聰明，如他發明創造的木牛流馬，時至科學高度發達的今日仍未有人能夠真正仿製出來。但是，他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隻相信他自己一個人，不相信別人，事無大小巨細，凡事必躬親，身體力行，他為了事業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卻不懂得養生之道，以至於才54歲正值中年就夭亡，而與他同年代的名醫華陀則不然，他懂得健康是生命的第一要素，懂得生命在於運動，他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得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朽是也。”華陀自創五禽術，由觀察五種飛禽的運動方法來鍛煉自己，以使身輕體健，精神爽快，所以，他能夠活到99歲仍然耳目不衰，齒牙不壞。而諸葛亮身體那麼虛弱了，還要硬撐著親自掛帥六出祁山，結果吐血而亡，殞命五丈原。諸葛亮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不僅僅是戰略上的失敗，就是戰術上也注定要失敗的，實際上，他是被司馬懿拖垮、累倒的，難道他會比司馬懿命長嗎？還有，孔明的重大失誤就是忽視對人才的培養、造就，蜀國位於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省，是個人傑地靈的好地方，為什麼偏偏在諸葛亮的治下卻不能人才輩出呢？甚至於會出現“蜀國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局麵呢。
我查了一下，好像我國古代對誠信的言論當數孔子為多。《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本。”《禮記》曰：“不寶金玉，而忠信為寶。”還有“言必信，行必果”、“車無轅而不行，人無信而不立”。這些話都是孔子說的。不過，古人不講誠信、講詐術、騙術的人也大有人在，而諸葛亮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我國國人為什麼不講誠信的人那麼多，恐怕在潛意識中都受諸葛亮的影響。諸葛亮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宰相不講誠信，明明答應東吳，日後要把荊州歸還東吳，可卻三番五次拖延耍賴，還三氣周瑜，致使盟軍統帥一命嗚呼，這才有後來關羽荊州失守、敗走麥城的悲劇發生。在荊州失守之後，諸葛亮又把責任一股腦兒都推到關羽的身上，而他作為最高統帥，按照今日“問責製”的說法，難道他不應該要負主要的責任嗎？
現在，再來說一說CEO，有不少人提倡要用CEO的模式來治理國家，所謂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即首席執行官，是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公司治理結構改革創新時的產物。雖然，CEO與總經理，形式上都是企業的“一把手”，而CEO既是行政一把手，又是股東權益代言人——在大多數情況下，CEO是作為董事會成員出現的，總經理則不一定是董事會成員。從這個意義上講，CEO代表著企業，並對企業經營負責。由於國外沒有類似的上級主管和來自四麵八方的牽製，CEO的權威比國內的總經理們更絕對，但他們絕不會像總經理那樣過多介人公司的具體事務。在CEO作出總體決策後，具體執行權力就會下放。所以有人說，CEO就像我國50％的董事長加上50％的總經理。一般來講，CEO的主要職責有三方麵：1．對公司所有重大事務和人事任免進行決策，決策後，權力就下放給具體主管，CEO具體幹預較少；2．營造一種促使員工願意為公司服務的企業文化；3．把公司的整體形象推銷出去。我想，用CEO的模式來管理國家，難道不會比用諸葛亮的模式來管理國家要強得多嗎？
而CEO）提倡的是講誠信。卡耐基說：“我的座右銘是：第一是誠實，第二是勤勉，第三是專心工作。”卡耐基還說：“與人訂約，你等於已取得他人的信任，如果你不能守信，你就等於從對方那兒不告而取——倒不是偷取他荷包裏的錢財，而是竊取他的時間，一種他失去後永不能複得的東西。”而像諸葛亮那樣不講誠信，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不可取的。
如今，越來越多的世界跨國公司紛紛把總部遷至中國大陸，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國運營成本比較低，而現代跨國大公司靠的是用軟件來進行係統化管理，所以，在中國一樣可以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子公司。據《俄羅斯新聞》報道，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的老板比爾·蓋茨一天是這樣工作的：他守在3台電腦前，監控著自己龐大的帝國。在他左邊一台電腦顯示的全是電子信息列表，中間一台顯示的其中一條信息的全文，右邊一台是瀏覽器窗口。這樣，他就能很快將看過的某段內容輸入瀏覽器的相應地址欄，而且信息文本一直展示在眼前。他每年都安排一次“思考周”，在這一周他不上班，專門研究公司員工寄給他的上百份文件。這些文件所提的問題一般是關於微軟公司未來發展和世界信息技術發展前景的問題。
我以為要實現國家管理的科學化，靠軟件來進行係統化管理將是必由之路。首先，觀念的改變是十分重要的，無論公司還是國家，成功的管理有五個基本要素，那就是：計劃、組織、引導、協調、控製。卡耐基說：“假如樂團中的每一位音樂家都正確無誤地彈出自己部分的音符，整個樂曲還不一定會悅耳動聽。這時，假如有一個指揮出來調和每一個音樂家的演出，則效果一定與先前大不相同。”而優秀的領導正是樂團的指揮。
當然，在諸葛亮的年代還沒有什麼電腦，這是沒有可比性的。隻是像比爾·蓋茨這樣絕頂聰明的人才極端重視他公司員工給他提出的各種建議，他每天通過電腦把全世界的智慧都吸收到他那聰慧的頭腦裏，這就使他的頭腦變得更加聰慧，他的事業更蒸蒸日上。而諸葛亮則不然，他想用他一個人的思想來取代全蜀國人的思想，總是給這個人一隻錦囊，那個人一隻錦囊，他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他的最終失敗是曆史的必然。中國要想建立一個真正創新型的國家，要走的應該是比爾·蓋茨的道路，而不是諸葛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