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前，諸葛亮出使東吳，東吳重臣張昭想推薦他侍奉吳主，諸葛亮說：“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賢”、“盡”兩字的寓意深長，必須參而悟之。所謂“賢”，即把諸葛亮看成是“賢士”，對待“賢士”的最高規格無非是以“國士”待之，而“盡亮”就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表達個中之意。
然而，諸葛亮進入劉備集團以後，其地位和權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實，劉備對諸葛亮亦並非一開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猶如魚水。
在劉備稱帝前後，關羽、張飛的地位均高於諸葛亮，其他如趙雲、龐統、法正、黃忠、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於諸葛亮，正如大多數史家所指出的：劉備與關羽、張飛的關係比之於諸葛亮顯然要更進一層。這對於一心欲謀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亮來說，這個排他性極強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嚴重障礙。
關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戰後對諸葛亮很是嫉妒。
朱子彥接著指出，關羽驕橫跋扈是出了名的，對此史書多有記載。建安十九年，劉備攻益州，西涼馬超來投，馬超是當時頗具聲望的虎將，劉備得到他喜出望外，即封他為平西將軍，位同關羽。
遠在荊州的關羽聞之極為不滿，當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誰可比類”，諸葛亮作書答稱，馬超“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當與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關羽閱信後，揚揚自得，將信“以示賓客”。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關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後將軍。恐關羽不悅，派人往關羽處，同時拜關羽為前將軍。但關羽聽了此事後，大怒，說“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關羽如此狂妄，諸葛亮為何不加以製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討其歡心呢？朱子彥認為，這正是諸葛亮工於心計，深藏不露的韜略。
亮、羽二人的關係如何？史無明文記載。然細加考察，亦可略窺一二。諸葛亮初出茅廬，劉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就不悅”。
赤壁之戰，諸葛亮建立奇功，不僅鞏固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而且樹立了一定的威信，使關、張等人再也不敢小瞧他。但關羽卻由過去的輕視變成了嫉妒，王夫之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昭烈之敗於長阪，羽軍獨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二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複收。”
襄樊之戰，不失為諸葛亮除掉關羽的一個好機會。
朱子彥認為，諸葛亮為何想除掉關羽，這和關羽的性格有極大的關係。
關羽和張飛的性格截然不同，史書上說：“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說，張飛雖然不善待士卒，但對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關羽雖然愛撫士卒，但卻對士大夫始終心存芥蒂，盛氣淩人。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中的頭號士大夫，當然也在其中。
諸葛亮對關羽目空一切的情況十分清楚，然顧慮其與劉備“恩若兄弟”的特殊關係，加之自己投奔劉備的時間要比關羽晚得多，官職也比關羽低，故不得不“虛與委蛇”，巧為周旋。
諸葛亮考慮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那就是等待時機除掉關羽。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冒然發動襄樊戰役，諸葛亮在這樣的大好機會來臨之時當然不會去提醒對戰局“疏慢”的劉備了。
莫名其妙的舉動：急於入川
發生在公元222年的吳蜀彝陵之戰是三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場戰役，如果說赤壁之戰初步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麵，那麼，夷陵之戰就是完全確立了這種局麵的形成。
而且，從夷陵之戰引發的對諸葛亮的“隆中對”的認識問題也不容忽視，本文試圖通過個人的一點兒粗陋的見解為這方麵的話題拋磚引玉。
網上對這點爭論頗多，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誰比較適合鎮守荊州，或者說誰應該來鎮守荊州。
劉備入川之前留下諸葛亮、關羽、張飛以及留營司馬趙雲一起鎮守荊州各處，和法正、龐統、劉封等人一起進軍益州。
在攻打雒城時龐統戰死，這時，劉備調諸葛亮、張飛等人入川。值得注意的是，近來三國史學者對到底值得不值得調諸葛亮入川有了不同的聲音，而且，關於諸葛亮入川的深刻背景早在王夫之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類似的質疑。
我們知道，劉備進川後最艱苦的一戰就是雒城之戰，大約一年的時間，損失也比較大，折了副軍中郎將龐統。不過，即使是這樣，劉備仍然能夠兵圍成都，說明劉備那時候已經是羽翼已就。再有，諸葛亮並沒有像《三國演義》中說的那樣直接參與雒城之戰的，相反，到建安十九年（214年），當劉備圍困成都時，諸葛亮才會同張飛等人與劉備會師。
考諸曆史，得知諸葛亮起身荊州大約是在劉備圍攻雒城的前後或者是劉備和龐統一起擒斬蜀中名將張任的前後，當時的真實情況是霍峻給劉備帶信，提醒劉備東州軍進攻葭萌關的背後可能是劉璋意圖切斷劉備的後路，這樣劉備才決定讓諸葛亮人川。
而王夫之等人的觀點是劉備當時足以攻克全川，諸葛亮固然一定要人川，但是，沒有必要這麼急急地進川。這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蜀中當時的名將首推張任，而張任在雒城之戰中就被劉備、龐統擒殺（見裴鬆之《三國誌·先主傳》引《益部耆舊雜記》），劉循等人見張任被殺，立刻龜縮不出。
在諸葛亮和劉備會師之前，劉備已經攻克雒城，進逼成都，益州可謂是基本在掌握之中了，所以，後來史家說攻取益州出力最大的是龐統、法正和張鬆，不是沒有來由的。再者，即令是龐統死掉，法正尚在，以法正的智略足以輔佐劉備，沒有必要那麼急於調諸葛亮進川。
除了我們上邊列舉的那個事實外，王夫之還在他的《讀通鑒論》中指出，劉備之所以調諸葛亮入川，是對諸葛亮“交吳之深”的擔憂。諸葛亮兄弟在吳蜀的陣營中都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劉備這邊，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什麼比較有力度的材料來證明劉備的這一擔心，不過，在東吳，這種想法卻並不是少數人才有的，孫權所說的那番被認為是用人不疑的話“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就是針對這種思想有感而發的，《資治通鑒》卷六十九中就記載了孫權的這段感慨的背景“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
劉備陣營中對於諸葛亮有沒有這種猜忌，史料上沒有明說，但是，也不能說沒有，我們一直以來稱頌劉、諸葛的君臣魚水際合的融洽關係，並且引以為古今之盛軌，這是不錯，然而，我們也不要忘了劉、諸葛君臣關係之所以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的背景是蜀漢政權一直處於複雜多變的情況中，不僅大敵未除，而且險情時有發生。劉備托孤之時也正值蜀漢政權危急存亡之秋。
劉、諸葛的關係事實上隻經過了共患難的考驗，還沒有到達共富貴的階段，從我國曆史上看，可以共患難的君臣例子很多，然而一旦同富貴時就難以相處，君臣反目的則不勝枚舉，這也是人們對唐太宗、漢光武、宋太祖等少數皇帝加以稱讚的緣由，這也就是人們對劉、諸葛關係的後續發展有些存疑的緣由。
按著這個邏輯推理下來，諸葛亮誠然一定要入川主理國政，隻是不應該急於入川，至少在劉備收複益州之後，漢中等地的略定，後來也不是諸葛亮親手完成的，有法正等人在，劉備足以安頓益州，況且收複益州後，又有大量的人才被羅致在劉備的門下，一時文武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