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個神秘的人物。這個說法，並不是來自將諸葛亮“神化”的《三國演義》，而是來自筆者對曆史上真實的諸葛亮的認識。他的一生中，曾經有若幹撲朔迷離的不解之謎，讓人難尋真相。
大才為何“躬耕南陽”
作為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無論就其生平事跡、活動地域、政治經濟與軍事措施等是非得失，往往隨著各個不同曆史階段的時代精神、價值標準以及不同人的主觀傾向，而隨之毀譽不同，是非難定，甚至某些史跡莫衷一是。這類現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曆史上屢見不鮮。
諸葛亮的情況，正如上述一樣，從晉人陳壽撰著《三國誌》到現代，在不少問題上均有較大分歧。如說諸葛亮為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或說諸葛亮之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參見《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或說諸葛亮“有逸群之才”，為“英霸之器”，“公誠之心，形於文墨”。但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見上引書）；祝秀俠甚至著書認為諸葛亮過於相信自己，未能培養出合格的接班人。為何要隱居？論者意見亦不一致，或說諸葛亮“不求聞達”，因而是“躬耕於野”；或就由於上代仇殺，諸葛亮不得不“苟全性命”，避徙他鄉，隱居於田野山林之中。
至於“躬耕地”之在南陽或襄陽的爭論，正如眾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見。其他不少史跡與具體事件的評議有別，這裏不一一列舉了。
許多曆史問題決非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能夠得出公認的結論；隨著新資料、新理論的不斷出現，往往推陳出新，創見層出不窮。過去常說“蓋棺論定”，而實際上，有時“蓋棺”也未必能夠“論定”。毫無疑問，我們堅持貫徹“雙百”方針，通過謹嚴的紮實的勞動，總會不斷接近曆史的實際，日益接近於真理的。
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陳壽撰寫傳記時隻能在一些問題上有所定論，而同時又都有所紛爭或保留。如《三國誌·蜀·諸葛亮傳》記：“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早孤，從叔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照陳壽所記，諸葛亮從叔父玄當為善終。但同傳劉宋裴鬆之注引《獻帝春秋》則與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人南昌。建安二年（197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
二者記述的差別十分明顯，一非善終，一為被殺。如按《獻帝春秋》所說，諸葛亮從叔父玄之死，對其家屬實為一極大打擊，有嚴峻的政治背景，且危及家屬；涉及曹操挾持的漢朝中央與地方政權劉表的重大矛盾，涉及袁術、劉表、孫堅等地方政權之間的重大矛盾。此種情況，似與諸葛亮於建興五年（227年）率軍屯漢中，大舉北伐，臨發上書所說，較為切合：“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這段自述中的“卑鄙”、“苟全性命”諸意，與從叔父玄之被追殺，當更易窺見其中的契機；若與從叔父玄往依舊劉表而逝世，劉表擁有荊州南陽、南郡等七八個郡，為堅強後盾，“卑鄙”、“苟全性命”等語似覺不好理解。
僅僅據上述分析，陳壽對此問題記載的真實性，似不如《獻帝春秋》，或許有所避諱，故意含糊其詞。陳壽本為蜀人，又為譙周門生，對諸葛亮甚為欽佩，入晉後亦基本肯定。此點除見於本傳外，他輯編《諸葛氏集》24篇，有104112字；並於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所上的“表”中也有同樣思想感情：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按《後漢書·劉表傳》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李賢注引《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但《後漢書·郡國誌》荊州有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七郡），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血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陳壽敬仰之詞，溢於言表，“為尊者諱”當屬古代傳統美德。
毫無疑問，經過千餘年的曆史檢驗，諸葛亮確為偉大的曆史人物。在政治上，扶百姓，示儀軌，用心平，勸誡明；軍事上，賞罰嚴明，整軍經武，戰略戰術，時代之冠；經濟上，身死之後，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應當說，諸葛亮確為勤政廉政的典範，是德才兼備的偉人。長期受到人們敬仰懷念，自屬必然之事。“出師未捷身先死”，不應以成敗評論曆史人物，應當全麵地考慮當時客觀條件。
諸葛亮從山東經豫章到了荊州，陳壽隻記述他“躬耕隴畝”或“躬耕於野”，並未說明是在荊州的南陽郡或是襄陽郡，因此引起了千年以上的爭論，直到如今。很可能陳壽在當時已經難於定出確切地點。但是，陳壽卻記下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大舉北伐前上書：“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既然諸葛亮自己明白提到躬耕地是在南陽，似當無庸多議。可是，時過境遷，曆史問題不在直線上行進，而是曲折複雜地反映出來。《三國誌·蜀·諸葛亮傳》裴鬆之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裏，號日隆中。”這是最早提到隆中具體地址的記錄，早在此前約五六十年的《蜀記》雖已提到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並未言及所屬郡縣地望。習鑿齒以後，不少史籍均沿用習氏此說，並引起先秦鄧國、秦漢後的鄧縣、鄧州、鄧城地望的爭論。如治亂絲，如墮煙霧，確有進行認真過細清理探索的必要。
武漢大學石泉教授曾經專門對上舉問題作過研究，寫成《古鄧國、鄧縣考》，認為當時的鄧縣以至春秋時的鄧國究竟在今何處，有不同解釋，一說在今河南南陽鄧州市（舊鄧州），一說在今湖北襄陽市北漢水北岸，但具體記述又有分歧，有襄樊市西北、東北、北麵等三說，在鄧城附近。相同之處均距此三方約20裏的襄樊市。該文對此諸說進行詳細考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麵僅就宏觀角度看習氏之說的可信程度。
《漢書·地理誌》記南陽郡36縣，其中宛，顏師古注為古申伯國，有屈申城；穰，顏師古注日農穰，即鄧州穰縣是也；鄧，顏師古注故國，都尉治，應邵曰：鄧侯國。在南郡中並無鄧縣、鄧城，隻有襄陽縣等18縣。《漢書·地理誌》中已明白無誤指出先秦古鄧國、鄧縣在南陽郡，不在南郡或襄陽。正如石泉同誌所說，襄陽在春秋、戰國時還隻是楚國一個“津戍”，到西漢時才設縣，到東漢末，樊城始見於史傳，三國以下至東晉、南北朝漸成一方重鎮。我以為南陽盆地自西周開始即得到大的發展，日趨繁榮，是黃河文明南向發展的重要橋頭堡，其西淅川應為楚都丹陽，楚向東、北、南拓展，均以南陽為基地，“巴、濮、楚、鄧”本為周之南土，楚北上爭霸必須並服“漢陽諸姬”；楚文王滅鄧後，申、息、呂先後改為楚縣（均在南陽），疆城拓至汝水流域。“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古方城縣東北50裏，北連葉縣、平頂山、魯山、舞陽一帶，因山為固，築連城以抗中原，齊、晉與楚爭霸均於此交鋒，已據有逐鹿中原地理優勢。楚出師，申息為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為之屏藩，古人謂申為南陽，天下之膂，亦漢光武發跡之處。故楚國在春秋戰國時的強大，實與南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近年來田野考古在南陽及河南其他一些地區發現不少重要楚墓及楚文化，從側麵說明了這一問題。
上已提及漢代無鄧城縣，至晉代，襄陽郡有鄧城縣，晉代義陽郡（為從南陽郡分出一部分）有鄧縣；顯然，鄧縣與鄧城不能混同。至隋代，襄陽郡無鄧城縣，至唐代又置鄧縣城，為古樊邑。據唐人杜佑《通典·州郡七》：鄧州（古理穰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戰國屬韓，後沒於秦，封魏冉為穰侯，尋而屬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漢因之，晉為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郡之境，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置荊州，西魏為重鎮（置兵以備齊），隋初改為鄧州，煬帝初為南陽、育陽二郡之地，唐為鄧州或南陽郡。不少史冊忽略這些史實。將鄧縣、鄧城與古鄧國混淆不別，習鑿齒可能屬於其中最早的一位。由於並無確鑿史證，所以雖說鄧縣與鄧城為一，鄧城約距襄陽20裏，而東、西、北卻有異說。
衡陽王夫之《春秋稗疏》、沈欽韓《左氏地名補注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王存等《元豐九域誌》、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書、地誌書均論定先秦鄧國即在南陽鄧州鄧縣。至於襄陽縣東北20裏之鄧城，正如江永所說：別是一地，為鄧國之南鄙，故《一統誌》以鄧州為鄧侯國，以襄陽之鄧城為鄧國地，巴楚滅鄧後遷其人於此，故有此城？鄧城南八裏有鄾城，為鄾子國。《左傳》桓公九年謂之“鄧南鄙鄾人”。杜預認為鄾在鄧縣南，沔水之北，是當時地望鄧之國都，鄾正是其南方之邊鄙，非鄾城在鄧城南八裏即謂之南鄙也。（彙纂）因襄陽有鄧、鄾二城，鄧城即在鄾城北，遂舍南陽之鄧州，以襄陽之鄧城為鄧國，誤矣。江氏此說，見解精審，頗有根據，與曆史實際符合。
習鑿齒由於忽略上述周代史實，撰寫《漢晉春秋》時，誤以南陽鄧縣為襄陽鄧城，並將陳壽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陽；裴鬆之為了全麵搜集史料，將此一家之釋錄入注文，從而不斷擴散，造成長期以來許多爭論。這裏，我無意排除諸葛亮一度居住在今襄樊市附近的可能性。同時，諸葛亮“躬耕南陽”史實亦應受到重視，得到承認。當時，劉表曾經較實際領有今南陽、襄陽等地約10年之久。中經戰亂，加上劉表猜忌，名彥附集，諸葛亮少年不得誌，移地“躬耕於南陽”，當在情理之中；亦有不少史料，可以論證此問題，故亦不宜排除此說，不宜加以否認。據《三國誌·蜀·先主傳》述劉備曾屯兵新野及博望（今在南陽東北），“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諸葛亮居南陽應在此時。
應當看到，所謂“躬耕”僅僅是從事農業經營為生而已，或者是既不為官，也不從事工商業的表白；古人以農為本，重本抑末，好行高潔，以“躬耕”為榮，故有此提法。如果曆史上的地道農民，成為一個典型的“勞動者”，終年從事長期的農業生產，在早孤“卑鄙”的情況下，耽誤了從十六七歲到廿六七歲共10年期間的寶貴年華，很難得到不斷學習、博覽群書、結交名士的機會；很可能成為一個文盲或半文盲，在此種情況下，要掌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本領，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