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中定軍山下，激勵國人繼續完成其北伐大業，體現了他與蜀漢江山生死與共、至死不忘北伐的堅定信念。“生為興劉尊漢室，死猶護蜀葬軍山”，正是諸葛亮一生政治軍事生涯及其歸葬漢中定軍山的最好詮釋。
開發西南為哪般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從古以來，各民族人民就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他們用勤勞的雙手，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創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曆史，推動了並繼續推動著社會和曆史的前進，他們是中華大地的主人。
由於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異，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和水平的不同，風俗習慣、語言、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以及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地域等的不同，各民族之間存在差異和矛盾，是很自然的。這就是“民族問題”產生的客觀條件。
曆史上，凡是多民族國家，都曾麵臨過這個十分敏感的民族問題，並力圖處理好。各個王朝都有自己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概括起來兩個字：“和”（民族和睦團結，共同發展）與“討”（民族壓迫、討伐、鎮壓、征戰），或兼而有之，各有側重。對於少數民族，不能隻“拿”（賦稅、徭役和貢獻等）不“給”（給其帶來好處），或者拿多給少，而應拿得適度，給得實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有的成功了或基本成功了，各民族就團結和睦，友好相處；有的失敗了或基本失敗了，民族矛盾就加劇，激化，甚至兵戎相見。
包括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地區，自古以來被稱為“夷越之地”，居住著夷、濮、僚、羌、昆等多種民族。自秦開辟五尺道人南以後，秦始皇在南中置吏，是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開始。漢武帝時，在那裏設置了越雋、益州、朱提等郡，即南中四郡。司馬相如、司馬遷先後奉使去南中，加強了對南中的控製與治理，又移民實邊，修築道路，帶去了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南中逐漸開發起來，各族人民都得到好處。東漢初期，南中一些部落首領紛紛要求內屬，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麵，封建王朝又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如東漢後期視少數民族為化外之民，用所謂“刑以威四海”的鎮壓手段，“殄盡遺類，以除後患”。進行殘酷的民族壓迫；而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拚命搜刮，“侵犯蠻夷”的貪官汙吏，“賦欽煩數”，“皆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均見《後漢書·西南夷列傳》），這樣便毒化了民族關係，加深了民族隔閡和矛盾，對立、對抗以至戰爭。
這些曆史經驗教訓，對諸葛亮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深刻的。他反複思考比較，汲取前代尤其是東漢的教訓，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和好思想，提出了體現其思想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民族政策，並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人選。
劉備定蜀後，諸葛亮雷厲風行地實施和貫徹了和撫的民族政策。首先，利用馬超同西北戎羌氐的良好關係，馬超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戎羌氐的信賴，任命馬超為平西將軍，涼州牧。馬超果不負所望，很好地執行了和撫政策，得到諸戎的擁戴，沒有發生大的問題。諸葛亮第三次北伐，收複武都、陰平二郡時，又對那裏的羌氐等少數民族做了一番安撫工作，改善了民族關係，各民族和睦相處，基本達到“西和諸戎”的目的。與此同時，以更大精力注意“南撫夷越”的問題。
南中，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少數民族種族既多，同漢人的聯係又廣泛，犬牙相交，聲息相通，物產相資，有悠久的傳統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是蜀漢的後方。它的穩定，不但關係到諸葛亮的北伐大業，也對蜀漢政權的鞏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諸葛亮堅定地實施其民族和好政策——和撫政策的同時，在總攝南中的“徠降都督”人選上，予以充分注意，先後任命“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華陽國誌·南中誌》）的鄧方和膽識過人、清廉剛正的李恢為都督。他們按和撫政策辦事，實行廉潔政治，調和了南中民族矛盾，改善了相互關係，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然而，一些蓄意製造分裂、妄圖稱王自雄的野心家，豪強地主與奴隸主貴族，趁夷陵戰敗，劉備新亡，蜀漢元氣大傷之際，明目張膽地拉起大旗，“舉郡稱王以叛”（同上引），製造謠言，迷惑和煽動群眾，致使下少人參加反叛；除永昌郡外，南中四郡並皆叛亂。一時間狼煙滾滾，幾乎席卷整個南中，對此，諸葛亮沒有立即征討，采取撫而不戰的策略，讓李嚴書六紙，寫信給反叛頭子雍閩，曉以大義爭取和平解決。豈知雍閣僅答一紙，傲慢地說：“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之，遠人惶惑，不知所為。”（《華陽國誌·南中誌》）割據稱王之心暴露無遺。如果任其反叛勢力繼續猖獗下去，不僅和撫政策無法執行，更談不上北伐曹魏，統一天下了，諸葛亮決定親征，他的思想很明確：按馬謖的“攻心為上”的策略，不單純靠軍事征討，而靠智力和政策取勝，“不以力製，而取其心服”（唐·裴度《蜀丞相諸葛亮武侯祠堂碑》）。對孟獲的“七擒七縱”，充分體現了諸葛亮的和撫思想，《三國演義》有精彩的描寫，傳為家喻戶曉的千秋佳話。致使這位夷漢鹹服的蠻王孟獲感激涕零，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嚐有也！”遂同兄弟妻子宗族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複反矣！”
平南以後，諸葛亮從改善民族關係，增進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閡，方便夷漢交往，實施和貫徹和撫政策出發，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一、推行民族自治，“即其渠帥而用之”。盡量任用南中各方麵有影響的上層人物，隻要擁護蜀漢朝廷，就用他們為各級地方官，縣級縣以下官職基本上全由他們擔任，讓南中各兄弟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形成了“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的穩定局麵。
二、削弱大姓、夷帥的勢力，消除他們賴以坐大，分裂割據甚至稱王自雄的基礎。1調整郡縣。把反叛已久、為害最烈的孟獲的根據地益州郡改名建寧郡，分出建寧郡、永昌郡各一部分設置了雲南郡；又分出建寧、永昌郡各一部分設置了興古郡；加上朱提郡，南中由蜀漢初年的四郡55縣，增至七郡68縣。大姓、夷帥的勢力地盤被分割縮小了（見譚良嘯主編《訪古話孔明》），有利朝廷的控製。2．“徙其豪帥於成都”（《三國誌·李恢傳》），使之遠離南中，無法幹預南中地方事務。3．“牧其俊傑建寧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為官，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禦史中丞。”（《華陽國誌·南中誌》）增強了民族團結和相互信任，體現了諸葛亮夷漢一家的和好民族思想。4．“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同上引）的同時，推行了納人地方軍建製的大姓部曲家兵和夷漢部曲製，平時生產，戰時當兵。既削弱了大姓豪強的勢力，還起到不留兵而有兵可用的作用，有利於民族融和。
三、對南中地方高級官吏的人選，諸葛亮特別重視注意。如前所述，在總攝南中的都督的人選上，先後任命能員鄧方和李恢為都督，李恢卒後，以蜀漢後期名將，諸葛亮北伐屢立戰功的張翼為都督。翼為人剛直，持法嚴峻，原則性強，缺乏靈活性，未能順其“殊俗”，夷帥劉胄趁機反叛，朝廷立即以馬忠代之。馬忠任職17年，忠實地執行了和撫政策，因地製宜，頤其“殊俗”。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遠能爾，甚垂惠愛”。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愛戴，“卒後，南人為之立祠，水旱禱之”（《華陽國誌·南中誌》）。
四、發展生產，傳授百工技藝，幫助他們逐步改變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1．帶去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鐵犁牛耕，精耕細作，逐漸改變那兒的刀耕火種。還帶去稻種，教民種稻。2．興修水利，相傳保山城南曾修築過三個大堰，稱諸葛堰，至今還灌溉著千萬畝稻田。3．屯田，李恢、馬忠先後在建寧郡昧縣（今曲靖）屯田，“南人謂之屯下”。4．教授百工技藝，發展煮鹽冶鐵，傳授織錦技藝，使南中手工業得到發展。5．對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仍過著原始狩獵生活的“上方夷”，幫助他們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引導他們走出山林，變成“下方夷”。“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楊慎語）所有這些，促進了南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繁榮，改善了夷民的生活，為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提供了物資基礎。
五、在生產發展、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加強了南中與內地的交往。蜀國的織錦、鹽鐵、農具運往南中，南中的金、銀、漆、朱砂、牛馬、犀革、麝香等運往內地。蜀國的貨幣，“直百石銖，今黔地多有出土者，有錢背左有直書為字”（《貴州通誌·金石誌》），可作經濟繁榮、商業發達、交往頻繁的佐證。越雋太守張又重開山邛都經犛牛至成都的既平且近的“犛牛道”，修複古亭驛站，方便商旅往來，密切了南中與內地的聯係。
六、尊重南中少數民族的習俗，因勢利導革除陋習。尊重他們的人格，不歧視；平等待之，從不侮辱他們。無怪乎他們親切地呼諸葛亮為“慈父”、“孔明老爹”，表達了他們無限敬仰、崇拜的感情。
七、漢末三國時期，戰爭頻仍，大規模的傷亡，使漢族兵源逐漸枯竭。魏、吳均征少數民族青壯年入伍，蜀漢也不例外，把南中少數民族看做重要的兵源，“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王平為參軍，統五部。少數民族軍隊成為蜀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驍勇善戰的勁旅。重用少數民族將領，中下級軍官也有不少少數民族，高級將領中如五虎上將之一的馬超及其族弟馬岱，諸葛亮的接班人，蜀漢後期的統帥薑維等，都是少數民族，他們忠心耿耿，立下了汗馬功勞，為蜀漢征戰終生。這樣，會使少數民族很自然地感到他們同漢族兄弟是一家人，增強了民族團結。
諸葛亮的民族和好思想，他的民族政策和措施，符合南中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是進步的，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像他那樣在南中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受到的敬仰、崇拜和愛戴，可以說前無古人，曆史上沒有那一個可以相比。當他逝世噩耗傳來時，人們如喪考妣，西南少數民族，紛紛為之建祠祭祀，表達了深切的哀悼與懷念。至今那裏流傳許多有關他的美好故事與傳說，寄托了人民的深情厚意與緬懷紀念。
雖然，諸葛亮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時代與曆史的局限性，但比起前代尤其是東漢末年的橫征暴斂、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和不把夷民當人看待的政治壓迫，要好多了，不但拿了，而且給了，給得實在。
三國時期，魏、蜀、吳境內均居住著眾多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政策，如果說曹魏實行的是民族“強製同化”政策，孫吳實行的是民族“高壓掠奪政策”（見譚良嘯主編的《諸葛亮與三國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麻煩的話，那麼蜀漢實行的諸葛亮民族和好政策是成功的。蜀漢人少地小兵微將寡，居然能同擁有九倍於己的土地和七倍於己的強大曹魏相抗而無後顧之憂，並多次北伐，打得曹魏疲於奔命，其中重要一條，就是後方穩定，這不得不歸功於諸葛亮民族政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