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子和周作人，許廣平和魯迅。活著，信子跟魯迅，周作人跟魯迅，鬥；死了，活著的周作人跟許廣平，繼續鬥。多大的怨，多大的仇，多大的恨，要鬥得如此不遺餘力前仆後繼天長地久？
許廣平對魯迅的袒護和維護，表明她對他的一往情深。是嗬。從她成為他的女人開始，她就沒了她自己。她為他濃縮自己，為他生孩子，為他當助手，陪他到死。她把他的人生當成自己的。他死後，她為他養育幼兒，為他贍養老母扶養老妻，為他保存遺稿，為他出專集出全集。說，她為他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也不為過。
生命？是的。
周作人死後兩年，1968年，已進行了兩年的“文革”正向縱深發展，“魯迅”這個金鍾罩也不太能罩得住也身陷“文革”風暴中的許廣平了。最高層手中的保護名單裏，沒有她的名字。她做好了被抄家被揪鬥的準備。這些，她都能沉著應對。唯有一件事，她自覺難以把握，那就是“魯迅遺物”的安全。
剛一建國，就像是給新中國獻禮表忠心一樣，許廣平把魯迅遺物（包括手稿和物品）一並獻給了國家。交接手續完成，她重重地籲了一口氣，心想，這下，該放心了。國家多強大啊，個人多渺小啊，由大大的國家替小小的她保存魯迅遺物，任風吹雨打也不會被搶被毀了。十幾年了，終於，她可以在沒有了魯迅遺物的空蕩蕩的家舒心地睡個用不著提心吊膽的安穩覺了。
“國家”當然是虛的概念。負責接收並保管遺物的是北京魯迅博物館。當“破四舊”的潮流洶洶而來時，當“魯博”也逐漸往無政府狀態滑去時，許廣平牽掛遺物的心又提了上去膽又吊了起來。
趕緊去探探情況！還沒探呢，情況就找上門來了。
這“情況”把許廣平驚得心縮得那個緊！那邊告訴她：遺物早在兩年前就被調走了。什麼？兩年前？1966年？“文革”初期？是的。調去了哪裏？文化部。調走了多少，還剩下多少？全部手稿和書信，兩大箱，1054件，1524頁。為什麼要調走？它們都是至珍至貴的文物，不是嗎，所以要保護呀。
保護？好啊。問題是，出事兒了。什麼事兒？不久前，具體說，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了魯迅手稿。之所以用了一個“×”，是因為實在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詞而且是動詞代替。偷？借？取？拿？似乎都不合適。反正，手稿移位了，又不在文化部了。在哪兒？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讓身患嚴重心髒病的許廣平自覺心髒頃刻停止了跳動。去問戚本禹啊。這家夥栽了，由革命派變成反革命派了。
行動起來，追查手稿。由“魯博”出麵給中央打報告，反映此事。此時的“魯博”本身就是一個爛攤子。許廣平不放心，連夜親自動手給中央寫信，忙活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她又四處奔走，跟這個說，和那個談。激憤、擔心、焦慮、愁悶、勞累，她那脆弱的心髒再也無法承受。
猝死。
魯迅的兩個女人，朱安至死都堅守著“活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信條。她做到了。許廣平不會把那封建的豪言壯語掛在嘴上，但她用行動實踐了為魯迅活為魯迅死的愛的宣言。
殊途同歸。
周建人和芳子和王蘊如的最後歲月
許廣平去世的時候，周建人派三女婿顧明遠去悼念，他自己，親自跟周恩來的秘書洽商治喪事宜。兩家關係，不錯吧；叔嫂感情，也很好吧。若讓周海嬰評價一下，他一定會說，三叔（他稱三爹）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好人。
周建人自己的孩子呢——特指他跟羽太芳子的孩子——會如何評價親爹？一定會說，無情無義至極——被拋棄的他們當然隻能這麼說。
對八道灣的家，他前妻他子女，他的確異乎尋常的決絕，比他兩個哥走得更遠。別看魯迅總是一副冷冷的樣子，對論敵從來不手軟，但比起心腸硬來，他卻不是三弟的對手。他無論怎麼厭恨朱安，好歹一直養著她，讓她衣食無憂。周建人呢，說甩手就甩手，那手法比刀切豆腐還利落還幹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