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鍾瑛打電報把我父親召到北京，來擔任海軍部軍學司長。父親自己先去到任，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四個，幾個月後才由舅舅護送著，來到北京。
實話說，我對北京的感情，是隨著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我從海闊天空的煙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從小從舅舅那裏聽到的腐朽破爛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沒有企望和興奮的心情的。當輪船緩慢地駛進大沽口十八灣的時候，那渾黃的河水和淺淺的河灘，都給我以一種抑鬱煩躁的感覺。
從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黃多的田畝，一望無際，也沒有引起我的興趣！到了北京東車站，父親來接，我們坐上馬車，我眼前掠過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牆，塵沙飛揚的黃土鋪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緩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馬車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號。
這是一個不大的門麵，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麵畫，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門左邊的門框上，掛著黑底金字的“齊宅”牌子。進門右邊的兩扇門內，是房東齊家的住處。往左走過一個小小的長方形外院，從朝南的四扇門進去，是個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們的“家”了。
這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外麵有廊子，裏麵有帶磚炕的東西兩個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都是兩明一暗，東廂房作了客廳和父親的書房，西廂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們讀書的地方。從北房廊前的東邊過去，還有個很小的院子，這裏有廚房和廚師父的屋子，後麵有一個蹲坑的廁所。北屋後麵西邊靠牆有一座極小的兩層“樓”，上麵供的是財神，下麵供的是狐仙！
我們住的北房，除東西套間外，那兩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後窗，還有雕花的“隔扇”，這隔扇上的小木框裏，都嵌著一幅畫或一首詩。這是我在煙台或福州的房子裏所沒有的裝飾，我很喜歡這個裝飾！框裏的畫，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詩就多半是我看過的《唐詩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後在前人詩集中找到的。其中隻有一首，是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那是一首七律：風急天高忽斷聞難解亂絲唯勿理善存餘焰不教焚事當路口三叉誤人便江頭九派分今日始知吾左計枉親書劍負耕耘。我覺得這首詩很有哲理意味。
我們在這院子裏住了十六年！這裏麵堆積了許多我對於我們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憶。
我最初接觸的北京人，是我們的房東齊家。我們到的第二天，齊老太太就帶著她的四姑娘，過來拜訪。她稱我的父母親為“大叔”、“大嬸”，稱我們為姑娘和學生。（現在我會用“您”字，就是從她們學來的。）齊老太太常來請我母親到她家打牌，或出去聽戲。母親體弱，又不慣於這種應酬，婉言辭謝了幾次之後，她來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們去東安市場的吉祥園，聽了幾次戲，我還趕上了聽楊小樓先生演黃天霸的戲，戲名我忘了。我又從《汾河灣》那出戲裏，第一次看到了梅蘭芳先生。
我常被領到齊家去，她們院裏也有三間北屋和東西各一間的廂房。屋裏生的是大的銅的煤球爐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來了就打麻雀牌，抽紙煙。四姑娘也和他們一起打牌吸煙，她隻不過比我大兩三歲！
齊家是旗人，他本來姓“祈”（後來我聽到一位給母親看病的滿族中醫講到，旗人有八個姓，就是童、關、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國，旗人多改漢姓，他們就姓了“齊”，他們家是老太太當權，齊老先生和他們的小腳兒媳，低頭出入，忙著幹活，很少說話。後來聽人說，這位齊老太太從前是一個王府的“奶子”，她攢下錢蓋的這所房子。我總覺得她和我們家門口大院西邊那所大宅的主人有關係。這所大宅子的前門開在鐵獅子胡同，後門就在我們門口大院的西邊。
常常有穿著鮮豔的旗袍和坎肩，梳著“兩把頭”，髻後有很長的“燕尾兒”，腳登高底鞋的貴婦人出來進去的。她們彼此見麵，就不住地請安問好，寒暄半天，我遠遠看著覺得十分有趣。但這些貴婦人，從來沒有到齊家來過。
就這樣，我所接觸的隻是我家院內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從前的狹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親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裏砌上花台，下了“衙門”（北京人稱上班為上衙門！）。
便卷起袖子來種花。我們在外頭那個長方形的院子裏，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台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後來父親的花園漸漸擴大到大門以外，他在門口種了些野茉莉、蜀葵之類容易生長的花朵，還立起了一個秋千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秋千，他們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的擔子歇在那裏，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裏包羅萬象，有糖球、麵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象很深！前幾年我認識一位麵人張，他捏了一尊壽星送我，我把這尊壽星送給一位英國朋友——一位人類學者，我又特煩麵人張給我捏一副“打糖鑼的”的擔子，把它擺在我玻璃書架裏麵，來鎖住我少年時代的一幅畫境。
總起來說，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
“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固然沒有了，而“輦下風光”我也沒有領略到多少！那時故宮、景山和北海等處，還都沒有開放，其他的名勝地區，我記得也沒有去過。隻有一次和弟弟們由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裏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麼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後紮著四麵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
父親到了北京以後，似乎消沉多了，他當然不會帶我上“衙門”，其他的地方，他也不愛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門。這一年裏我似乎長大了許多！因為這時圍繞著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隻是三個比我小得多的弟弟，歲時節序，就顯得冷清許多。二來因為我追隨父親的機會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親的女兒。我不但學會了替母親梳頭（母親那時已經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擔了一些家務，我才知道“過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對付的事！這時我也常看母親訂閱的各種雜誌，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和《東方雜誌》等，我就是從《婦女雜誌》的文苑欄內，首先接觸到“詞”這種詩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做了弟弟們的塾師，他並沒有叫我參加學習，我白天幫母親做些家務，學些針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邊，和三個弟弟各據一方，幫他們溫習功課。他們倦了就給他們講些故事，也領他們做些遊戲，如“老鷹抓小雞”之類，自己覺得儼然是個小先生了。
弟弟們睡覺以後，我自己孤單地坐著，聽到的不是高亢的軍號，而是牆外的悠長而淒清的叫賣“羊頭肉”或是“賽梨的蘿卜”的聲音，再不就是一聲聲算命瞎子敲的小鑼，敲得人心頭打顫，使我彷徨而煩悶！
寫到這裏，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車，一直是沿著海岸飛馳，雖然山回路轉，離開了空闊的海天，我還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卻如同列車進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車窗關上了，車廂裏電燈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來，在一圈黃黃的燈影下，我仔細端詳了車廂裏的人和物，也端詳了自己。北京頭一年的時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這種黑糊糊的隧道，以後當然也還有，而且更長，不過我已經長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我入了貝滿中齋
我在北京閑居了半年，家裏的大人們都沒有提起我入學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適應這陌生而古老的環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那時他除了在家裏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麼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幹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幹事朋友打聽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並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裏讀書。仿佛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並沒有勉強他們入教。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裏來過。還因為在我上麵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於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著帽子，腳下穿著皮鞋。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於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
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內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裏。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麵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BRIDGEMAN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BRIDGEMAN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台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裏，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於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歎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考試和入學的手續是那樣地簡單，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是又高興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帶著一學期的學費（十六元）去上學了。到校後檢查書包，那十六元錢不見了，在校長室裏我窘得幾乎落下淚來。斐教士安慰我說：“不要緊的，丟了就不必交了。”我說：“那不好，我明天一定來補交。”這時斐教士按了電鈴，對進來的一位老太太說：“叫陶玲來。”不久門外便進來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個能說會道、大大咧咧的滿族女孩子，也就是這個陶玲，一直叫我“小謝”，叫到了我八十二歲——她把我帶進樓上的大課堂，這大堂上麵有講台，下麵有好幾排兩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學生自修和開會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級的座位上坐下。這大堂裏坐著許多這時不上課的同學，都在低首用功，靜默得沒有一點聲息。上了一兩堂課，到了午飯時間，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學們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動跟了去。下午放了學，就趕緊抱起書包回家。上學的第一天就不順利，既丟了學費，又沒有吃到午飯，心裏十分抑鬱，回到家裏就哭了一場！
第二天我補交了學費。特意來送我上學的、我的二弟的奶娘，還找到學校傳達室那位老太太說了昨天我沒吃到午飯的事。她笑了，於是到了午飯時間，仍是那個愛說愛笑的齋二同學陶玲，帶我到樓下一個大餐廳的內間，那是走讀生們用飯的地方。夥食不錯，米飯，四菜一湯，算是“小灶”吧。這時外麵大餐廳裏響起了“謝飯”的歌聲，住校的同學們幾乎都在那裏用飯。她們站著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饅頭、窩頭，飯菜也很簡單。
同學們慢慢地和我熟了，我發現她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從保定、通縣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會女子小學升上來的，也幾乎都是住校。她們都很拘謹、嚴肅，衣著都是藍衣青裙，十分樸素。剛上學的一個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鬱悶。聖經課對我本來是陌生的，那時候讀的又是《列王紀》，是猶太國古王朝的曆史，枯燥無味。算術學的又是代數，我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隻學到加減乘除，中間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隻得62分，不及格！這“不及格”是從我讀書以來未曾有過的，給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寫在《關於女人》中《我的教師》一段裏。這位教師是丁淑靜，她教過我曆史、地理、地質等課。但她不是我的代數教師，也沒有給我補過課，其他的描寫，還都是事實。以後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裏，由培元蒙學的一位數學教師，給我補了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課目，連聖經、英文我的分數幾乎都不在95分以下，作文老師還給過我100加20的分數。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裏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台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寫出答案。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係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裏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QUARTER，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幣，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幣製。我們的曆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隻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ABOYAPEACH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嫻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後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裏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聖經故事。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隻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經班裏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在貝滿中齋和以後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於女人》裏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這會是在大課堂裏開的。講台上有主席，主持並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鍾，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鍾催她下台。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麵各有兩人，交替著上台辯論。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著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著我笑。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了，而且還喜歡有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訓練很好，使我以後在群眾的場合，敢於從容地作即席發言。
我入學不久，就遇到貝滿中齋建校五十年的紀念，我是個小班學生，又是走讀，別的慶祝活動，我都沒有印象了。隻記得那一天有許多來賓和校友來觀看我們班的體操表演。體育教師是一個美國人，她叫我們做下肢運動的口令是“左腳往左撇，回來！右腳往右撇，回來！”我們大家使勁忍著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學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軍國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後通牒”，那時袁世凱正密謀稱帝，想換取日帝對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掀起了大規模的討袁抗日愛國運動。我們也是群情憤激，和全北京的學生在一起，衝出校門，由我們學生會的主席、齋四同學李德全帶領著，排隊遊行到了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在萬人如海的講台上，李德全同學慷慨陳詞，我記得她憤怒地說：“別輕看我們中國人！我們四萬萬人一人一口唾沫，還會把日本兵淹死呢！”我們紛紛交上了愛國捐，還宣誓不買日貨。我滿懷悲憤地回到家來，正看見父親沉默地在書房牆上貼上一張白紙，是用嶽飛筆跡橫寫的“五月七日之事”六個大字。父親和我都含著淚，久久地站在這幅橫披的下麵，我們互相勉勵永遠不忘這個國恥紀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齋二這年的上半季，袁世凱公然稱帝了，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他還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把他軟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裏。黎元洪和我父親是紫竹林水師學堂的同級生，不過我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許多年來，沒有什麼來往。民國成立後，他當了副總統，住東廠胡同，他曾請我父親去玩，父親都沒有去。這時他住進了瀛台，父親倒有時去看他，說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會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親都在製服呢褲下麵多穿一條絨布褲子，說是那裏房內很冷。
這時全國又掀起了“護國運動”，袁世凱的皇帝夢隻做了八十三天就破滅了。校園內暫時恢複了平靜。我們的聖經課已從《舊約》讀到了《新約》，我從《福音》書裏了解了耶穌基督這個“人”。我看到一個窮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麼多信從他的人，而且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對於“三位一體”、“複活”等這類宣講，都不相信，也沒有入教做個信徒。
貝滿中齋的課外活動，本來很少，在我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學參加了女青年會在西山臥佛寺舉辦的夏令會。我們坐洋車到了西直門，改騎小驢去西山。這是我到北京以後的第一次郊遊，我感到十分興奮。憶起童年騎馬的快事，便把小驢當成大馬，在土路上揚鞭馳騁，同學當中我是第一個到達臥佛寺的！在會上我們除開會之外還遊了山景，結識了許多其他女校的同學，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學生。她們的衣著比我們講究。我記得當女青年會幹事們讓陳克俊和我在一個節目裏表演“天使”的時候，白綢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學借的。
開完會回家，北京市麵已是亂哄哄的了。謠言很多，說是南北軍閥之間正在醞釀什麼大事，張勳的辮子軍要進京調停。辮子軍紀律極壞，來了就會到人家騷擾。父親考慮後就讓母親帶我們姐弟，到煙台去暫避一時。
我最喜歡海行，可是這次從塘沽到煙台的船上，竟擁擠得使我們隻買到貨艙的票。下到沉黑的貨艙，裏麵擺的是滿艙的大木桶。我們隻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麵上鋪上席子。母親一邊揮汗，一邊還替我們打扇。過了黑暗、炎熱、窒息、饑渴的幾十小時，好容易船停了，鑽出艙來，呼吸著迎麵的海風，舉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羅列在我麵前，心裏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親的朋友、煙台海軍學校校長曾恭甫伯伯，來接我們。讓我們住在從前房子的西半邊。在煙台這一段短短時間裏，我還帶弟弟們到海邊去玩了幾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寫過我當時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對麵芝罘島上燈塔的燈光，卻和以前一樣，一閃一閃地在我心上跳躍！
複辟的醜劇，從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隻演了十二天，我們很快就回到北京，準備上學。
貝滿中齋紮紮實實的四個年頭過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們畢業時全班隻有十八個人。我以最高的分數，按照學校的傳統，編寫了“辭師別友”的歌詞，在畢業會上做了“辭師別友”的演說。我的同班從各教會中學升上來的，從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書，風流雲散了！隻有我和吳摟梅、鄺淑貞和她的妹妹，我們這些沒有教學的義務的，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預科。
我以十分激動的心情，來寫這四年認真嚴肅的生活。這訓練的確約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進入大學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前，準備好一個比較穩靜的起步。
1984年3月14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收獲》1984年第4期）
我的大學生涯
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學。）每段都隻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於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拚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裏，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於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於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裏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靜寂，隻有一件事，使我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