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芝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地花邊的匾額。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這些玫瑰花第一次打進了我的眼簾，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豔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
理科的功課是嚴緊的，新的同學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數比我大好幾歲。除了從貝滿女中升上來的同學以外，我又結識了許多同學。那時我弟弟們也都上學了。在大學我仍是走讀，每天晚餐後，和弟弟們在飯桌旁各據一方，一麵自己溫課，一麵幫助他們學習，看到他們困倦了時，就立起來同他們做些遊戲。早起我自己一麵梳頭的時候，一麵還督促他們“背書”。現在回憶起來，在這些最單調的日子裏，我隻記得在此期間有一次的大風沙，那時北京本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諺語，春天風多風大，不必說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黃土鋪的，每天放學回來總得先洗臉，洗脖子。我記得這一天下午，我們正在試驗室裏，由一位美國女教師帶領著，解剖死貓，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蔽天，電燈也不亮了，連注射過紅藥水的貓的神經，都看不出來。教師隻得皺眉說：
“先把死貓蓋上布，收在櫥子裏吧，明天晴了再說。”這時住校的同學都跑回到自己屋裏去了。我包上很厚的頭巾，在撲麵的塵沙中抱肩低頭、昏天黑地的走回家裏，看見家裏廊上窗台上的沙土，至少有兩寸厚！
其實這種大風沙的日子，在當時的北京並不罕見，隻因後來我的學校生活，忽然熱鬧而煩忙了起來，也就記不得天氣的變遷了！
在理預科學習的緊張而嚴肅的日子，隻過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於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後，功課就輕鬆多了！就是這一年——一九二〇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的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並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
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後，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後麵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麵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裏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製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後，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後勝利”，回到家裏，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隻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退，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後來熟了以後，男同學們當麵都說我“利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後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裏，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裏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夥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士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裏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老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的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隻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後，就隻坐在講台上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麼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裏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台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隻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後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誌雲，十八歲，我識得字，隻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
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後裔。她問我：“校長，您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ELLESLEYCOLLEGE）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裏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裏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隻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隻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於是我扮演了新娘。淩淑浩——淩叔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麵龐。她們以後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裏，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撒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裏麵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我演的這些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青鳥》，劇本是我從英文譯的，演員也是我挑的，還到培元女子小學，請了幾個小學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會裏認識的小朋友。我在《關於女人》那本書內寫的“我的同學”裏，就寫了和陳克俊在“光明宮”對話的那一段。這出劇裏還有一隻小狗，我就把我家養的北京長毛狗“獅子”也帶上台了。我的小弟弟冰季，還怕我們會把“獅子”用繩子拴起，他就親自跟來，抱著它悄悄地在後台坐著，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見了我，它就高興得圍著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聲。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EBOG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我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學、宿、膳費，讓我讀碩士學位——她自己就是威爾斯利的畢業生，她的母親和她的幾個妹妹也都是畢業於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對於母校感情很深，盛讚校園之美、校風之好，問我想不想去，我當然願意。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麼意外？我對家裏什麼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隻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後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隻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同時鮑女士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隻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那幾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記得就是在我上中學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親唯一的親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極好。我父親被召到北京來時，母親也請舅舅來京教我的三個弟弟，作為家庭教師。不過舅舅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們住在離中剪子巷不遠的鐵獅子胡同。
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媽，氣急敗壞地來對我母親說，從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利害，嘔吐了一夜，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我想這病可能是急性盲腸炎。——那時父親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慶祝祖父的八十大壽了。——等母親和我們趕到時，舅舅已經斷氣了。這事故真像晴天霹靂一般，我們都哭得淚幹聲咽！母親還能勉強鎮定地辦著後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死人入殮！我的大弟弟為涵，還悄悄地對我說“裝舅舅的那個大匣子，靠頭那一邊，最好開一個窟窿，省得他在那裏頭出不了氣。”我哭得更傷心了，我說“他要是還能喘氣，就不用裝進棺材裏去了！”
記得父親回福州的時候，我還寫了幾首祝賀祖父大壽的詩，請他帶回去，現在隻記得一首：恰值太公八秩年自笑菲才慚詠絮也裁詩句譜新篇。反正都是歪詩，寫出來以助一笑。
等到父親從福州回來，舅母和表弟妹們已搬進我家的三間西廂房，從前舅舅教弟弟們讀書的屋子裏。從此弟弟也都進入了小學校。
此後，大約是我在大學的時期，福州家裏忽然來了一封電報說是祖父逝世了，這對我們又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我父親星夜奔喪，我忽然記起在一九一二年我離開故鄉的時候，祖父曾悄悄地將他寫的幾副自挽聯句，交給我收著，說“誰也不讓看，將來有用時，再拿出來”。我真的就嚴密地收起，連父母親都不知道。這時我才拿出來交給父親帶回，這挽聯有好幾對。有一聯大意是說他死後不要僧道唪經，因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沒有造過什麼冤孽，怎麼寫的我不記得了。有一聯我卻記得很清楚，是：
無官一身輕，無官無累更無債累，輕，輕，輕。
父親辦完喪事，回來和我們說：祖父真可算是“無疾而終”。那一天是清明，他還帶著伯叔父和堂兄們步行到城外去掃墓，但當他向墳台上捧獻祭品時，雙手忽然顫抖起來，二伯父趕緊上前接過去。跪拜行禮時也還鎮定自如，回來也堅持不坐轎子，說是走動著好。回到家後，他說似乎覺得累了一點，要安靜躺一會子，他自己上了床，臉向裏躺下，叫大家都出去。過不了一會，伯父們悄悄進去看時祖父已經沒有呼吸了，臉上還帶著安靜的微笑！我記得他的終年是八十六歲。
這時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裏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隻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需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
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於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後，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麵，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狀。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麼大病症。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
於是我一麵預備行裝，一麵結束學業。在畢業典禮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傑克遜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我寫過一首詩：橫海飄遊，月明風緊，不敢停留——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總帶著鄉愁！
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從此結束。在我的短文裏，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了！
19885年3月18日
回憶“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頭幾天，我已經告假住在東交民巷德國醫院，陪著我的二弟為傑——他得了猩紅熱後，耳部動了手術。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送換洗的衣服，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白旗遊行，嘴裏喊著口號，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泄不通。黃昏時候又有一個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聚集起遊行的隊伍，在街上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他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銷了假。學生自治會裏完全變了樣，人人站在院裏激昂地麵紅耳赤地談話，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我被選做了文書。我們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出席北京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隻參加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和對市民宣傳。協和女子大學是個教會學校，向來對於當前政治潮流是阻隔著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學校對於學生的教育是：“專心聽道”，“安心讀書”，其餘一概不聞不問。但是這次空前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力量，終於把這道堤防衝破了。對於素來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長教員們，我們也理直氣壯地和他們鬥爭了。
我們堅持罷課遊行，罷課宣傳。為了抵製日貨，我們還曠課製造些日用品，繡些手絹等出賣，受到美籍校長和某些美國、中國的教員們的反對和譏諷。但是帝國主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美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學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拿出最獰惡的麵目來阻擋，於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同時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著人民必須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之中，荒漠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洋車，請求大家捐助幾個銅子，幫助我們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於被捕學生的審問，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著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接。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新青年》裏魯迅先生寫的小說，像《狂人日記》等篇，尖刻地抨擊吃人的禮教，揭露著舊社會的黑暗與悲慘，讀了使人同情而震動。
“五四”以後，在這偉大的運動裏醒起的青年們，有許許多多看清了必須革反動政權的命，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才能救國。他們勇敢地投身到火熱的革命鬥爭中去，走了百折不撓的艱苦的道路，終於和工農兵在一起把祖國拯救了出來。
他們有的光榮地為革命而犧牲了，有的現在在新興的祖國的各個崗位上，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青年，包括我自己，就像一瀉千裏的洪流中的靠近兩岸的一小股，它衝不過河岸的阻力，隻挨著岸邊和竹頭木屑一起慢慢地挪動著。
毛主席說得好：“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在五四運動時期，我還根本不知道五四運動是受著十月革命的影響，是受著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們像李大釗同誌等人的領導。我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和所受的美帝國主義奴化教育，以及我自己軟弱的本質，都使“五四”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麵——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形式這一點。“五四”過後，我更是“閉關自守”，從簡單幼稚的回憶中去找我的創作的源泉。我的脫離群眾的生活，使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作了一個空頭的文學家。但是現在我並不難過，隻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農兵在一起的時候，我還總會感到激動與興奮。我想，在黨領導下，我還可以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學習他們，改造自己，使我能盡我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崗位上為人民服務。
從“五四”到“四五”
五四運動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來回憶這六十年的光陰，真像一閃的電光一樣，迅疾地劃過去了。但是這道電光後的一聲驚雷，卻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
我從小就愛讀文學的書，但這種愛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無伴的環境造成的。我和一般的孩子一樣，由喜歡聽故事，而開始自己找故事書看。那時給兒童準備的讀物很少，我在大人的書架所能夠翻到的，也不過是《聊齋》，《三國》，《水滸》，《紅樓夢》和一些傳奇之類，以後也隻是《林譯說部》等外國小說的譯本，以及《飲冰室文集》和《天討》等，都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少年，在我們那種家庭裏，所能看到的書。
六七歲以後，我就到家塾去附學。我說“附學”，因為家塾裏的學生，都是比我大好幾歲的堂哥哥和表哥哥們，作為一個附學生，我不過是去湊一湊熱鬧。老師附帶著給我講一點書，用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國文教科書，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歲以前，曾讀完一部《論語》，半部《孟子》，和《左傳》、《古文觀止》中的幾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卻放在老師對哥哥們的講書方麵，他們寫長文章，學做詩，我在旁邊滋滋有味地聽著，覺得比自己的功課有意思得多。至於我自己讀起唐詩、宋詞來，那已是十二歲以後的事情了。
我的這些經曆，和我那個時代有書可讀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會以寫作為業。“職業”這兩個字，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親和母親都認為女孩子長大了也應該就業，尤其是我的母親。她常常痛心地對我講：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在她哥哥結婚的前夕，家裏的長輩們在布置新房，我母親在旁邊高興地插上一句，說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著她說，“這裏用不著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頭，又當不了門閂！”這句話給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頭，為什麼就當不了門閂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現在你有機會和男孩子一樣地上學，你就一定要爭氣，將來要出去工作，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你的手指頭就和男孩子一樣，能當門閂使了！”那時知識女子就業的道路很窄，除了當教師，就是當醫生，我是從入了正式的學校起，就選定了醫生這個職業，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親體弱多病，我和醫生接觸得較多，醫生來了，我在庭前階下迎接，進屋來我就遞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細地看他診脈，看他開方。後來請到了西醫，我就更感興趣了，他用的體溫表、聽診器、血壓計，我雖然不敢去碰，但還是向熟悉的醫生，請教這些器械的構造和用途。我覺得這些器械是很科學的，而我的母親偏偏對於聽胸聽背等診病方法，很不習慣，那時的女醫生又極少，我就決定長大了要學醫，好為我母親看病。父親很讚成我的意見，說：“古人說，”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東亞病夫的中國，是需要良醫的，你就學醫吧！”
因此，我在學校裏，對於理科的功課，特別用功，如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生物以至於天文、地質，我都爭取學好考好，那幾年我是埋頭苦讀，對於其他一切，幾乎是不聞不問。
五四運動時期，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的一年生，在學生自治會裏當個文書。運動起來後，我們的學生自治會也加入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我也成了聯合會宣傳股之一員，跟著當代表的大姐姐們去大會旁聽，寫宣傳文章等等。從寫宣傳文章，發表宣傳文章開始，這奔騰澎湃的劃時代的中國青年愛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這個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裏的種種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幾乎處處都有問題。這裏麵有血，有淚，有淩辱和呻吟，有壓迫和呼喊靜夜聽來，連淒清悠遠的“賽梨的蘿卜咧”的叫賣聲，以及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鑼聲，都會引起我的許多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