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抱著滿腔的熱情，白天上街宣傳，募捐，開會，夜裏就筆不停揮地寫“問題小說”。但是我所寫的社會問題，還不是我所從未接觸過的工人農民中的問題，而是我自己周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比如《斯人獨憔悴》就寫的是被頑固的父親所禁錮，而不能參加學生運動的青年的苦惱；《秋雨秋風愁煞人》寫的是一個有誌於服務社會的女青年，中學一畢業，就被迫和一個富家子弟結了婚，過了“少奶奶”的生活，從而斷送了她的一生；《莊鴻的姐姐》，寫的是一個女孩子，因為當公務員的家長，每月隻能從“窮困”的政府那裏拿到半薪，又因為這個家庭重男輕女，她就被迫停學，抑鬱致死。在這些小說裏，給予他們的就隻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翁，個個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鬱了下去。我沒有給他們以一線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去焦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而在我自己還沒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工農大眾，而堅決和他們結合之前，這一線光明我是指不出來的！
那時，我還沒有體會到這一些，我隻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用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這時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來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看不過來，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還彼此傳閱。看了這些刊物上大、中學生寫的東西，我覺得反正大家都在試筆，我為什麼不把我的試作，拿出去發表呢。但我終究是大學裏的小學生，思想和文字方麵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這個筆名，而在《晨報副刊》上登出來的時候，在“冰心”之下，卻多了“女士”二字！據說是編輯先生添上的，我打電話去問時，卻木已成舟，無可挽回了。
我寫得滑了手，就一直寫下去，寫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時間，我的理科的功課就落後了一大截。因為白天出去作宣傳，實驗室的實驗功課又欠了不少，那是無法補上的。在我左顧右盼之頃，在我周圍的人們勸說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預科畢業之後，我就改入了文本科，還跳了一班。
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寫《繁星》和《春水》。關於這兩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寫的一篇《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文章裏，已經提到了，大意是：我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並不是在寫詩，隻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平時寫在筆記本上的三言兩語——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裏，送到《晨報》的《新文藝》欄內去發表。我之所以不稱它們為詩，因為我總覺得詩是應該有格律的，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這兩本集子時，覺得裏麵還是有幾首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誌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的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時代，卻隻注意到描寫身邊瑣事，個人的經曆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群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人民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說從“五四”時期，我走上了寫作的道路以後，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以前，我無論是寫小說，寫詩，寫散文，都因為我那時沒有也不可能和工農大眾相結合，生活圈子狹小，創作的泉源很快就幹涸了，這也是我在“五四”後的作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裏，生活的圈子無論多麼狹小，也總會受到周圍氣流的衝擊和激蕩。三十年代，中國已經臨到了最危急的關頭，外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有腐敗軟弱的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政府的欺淩剝削，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傾向和選擇。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歐美遊曆了一年，使我對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了不滿和失望。回國來正趕上了“七七事變”！
我又到了我國的大西南——雲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慶，尤其是在重慶，我看到了蔣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動而且奸險凶殘，中國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下的、真正抗戰的中國工農大眾身上的。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裏，我通過在香港的朋友給我秘密地寄來幾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讀，我也偷偷地收聽解放區的廣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國解放的消息傳來，我感到了畢生未曾有過的歡樂。一九五一年，我們終於輾轉曲折地回到了朝氣蓬勃的祖國！
一踏上了我摯愛的國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廣大的工農大眾，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瘡痍初複的大地上，歡欣辛勤地勞動，知識分子們的舊友重逢，也都說：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獨立的今天，我們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地為新社會服務！”
感謝黨的關懷和教育，使我有了學習和工作的機會，有了和工農接觸、向工農學習的機會，這中間我還訪問了好幾個友好的國家和人民這時我感到了從“五四”以來從未有過的寫作熱情，和“五四”時代還沒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頌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歌頌偉大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歌頌創造我們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繪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這些作品多半是用散文的文學形式寫下來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寫的一篇《關於散文》的文章裏，曾這樣地說過：我們中國是個散文成績最輝煌，作者最眾多的國家不管他寫的是“銘”，是“傳”，是“記”，是“書”，是“文”，是“言”，都可以歸入散文一類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鋒利的文學形式，最適宜於我們這個光彩輝煌的躍進時代。排山倒海而來的建設事業和生龍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聲巨雷、一閃明電在你耳邊眼前炫耀地隆隆地過去了，若不在情感湧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紙上，它就永遠消逝到無處追尋。要捉住“靈感”，寫散文比詩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寫得鏗鏘得像詩，雄壯得像軍歌，生動曲折得像小說，尖利活潑得像戲劇的對話，而且當作者“神來”之頃，不但他筆下所揮寫的形象會光華四射，作者自己風格也躍然紙上了。
以上寫出了我對於散文這個文學形式的偏愛，和怎樣適宜反映我們的沸騰多彩的時代。同時，我有自知之明！我為生活和文學修養所限，使我寫不出好詩、好小說、好劇本。我寫散文也可以說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還是愛上了這個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幫”橫行時期，我也擱筆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從寫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起，我才重新拿起筆來。也就是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運動，在掀起過五四運動的天安門廣場上掀起了！這是一場聲勢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決定中國前途的殊死搏鬥。廣大中國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洶湧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詩海，來悼念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中流砥柱——敬愛的周總理，來捍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要求民主與科學，來反對“四人幫”，來殺出一條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十月，在黨中央領導下，浩浩蕩蕩的革命人民，把萬惡的“四人幫”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在驚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來，參加過“五四”的文藝界朋友，有的已隨著時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幾年，經過“四人幫”的雨打風吹，更是所餘無幾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勝利，來之不易。
我們躬逢其盛，就應該有“誌在千裏”的精神，借“四五”運動的強勁東風，做些我們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幫”粉碎了，日月重光，在黨所指引的四個現代化的長征路上，也還需要我們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愛兒童的，年紀越大，越覺得有許多話要對孩子們說說，因為這次的新的長征，遠之，受著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嚴重影響；近之，受著林彪和“四人幫”的幹擾和破壞，我們的征途決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為他們忠誠的朋友，我想用書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經驗教訓，和現在對於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想法看法，對二十一世紀四個現代化的執行者談談，征求他們的意見，引起他們的注意和討論，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將來的寫作的計劃和方向。
從“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個“甲子”。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四五”運動的洶湧怒濤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長征！生命不息，揮筆不已！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七七事變後留平一年的回憶
昨天孫幼筠同學來，給我看了中國人民政協北京市委員會編的《日偽統治下的北京》一書中侯仁之同學寫的一篇《燕京大學被封前後的片斷回憶》，讀後頓覺怨憤滿懷，對於五十年前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祖國的殘暴侵略，是一個中國人，都不會輕易忘卻的！文藻和我是在1938年夏天離開燕大的，那時北平已在日寇統治之下，但因為燕京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捐資建立的，在珍珠港事變以前，還沒有受到什麼幹擾，因此仁之同學文章中所講的艱苦情況，我們都沒有承受過，我隻記得有兩件事：我們因為在七七事變前的一個星期，才從歐洲取道西比利亞回國——1936-1937是文藻休假之年，燕大慣例每名教授，教學七年之後，有一年的假期，我們得了羅氏資金的資助，並代表燕大到美國哈佛大學祝賀該校的三百周年大慶，然後又到英國的倫敦大學、牛津大學等大學訪問，特別去了解牛津大學導師製的做法，即從大學本科三四年級挑選成績優異的學生，予以特殊指導。我特別提到這件事，因為在文藻指導下的兩名學生朱南華和方綽，私下對我們要求到後方去。
我們去和司徒雷登校務長商量，可否用他的小汽車把他們兩人在夜裏送到西郊特定地點，他慨然答應了。到了西郊以後，我們就從未得到這兩個學生的消息。第二件事是1938年的夏天，我們又辭別了燕大，去到大後方的雲南。這時司徒校務長再三挽留，說是他曾到過武漢見了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陳立夫再三敦囑他說：“燕大一定要在華北堅持下去。”因此他勸我們不要離開，免得擾亂了人心。其實我們也不曾想到抗戰竟然會延長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時還照舊開學，日偽統治下的中學畢業生還紛紛投考燕京大學。我又因為懷著小女吳青，她的誕生期預料是在37年的11月。我們就又留了下來。但燕大雖然不受幹擾，我們出入城關，看到北平人民在日偽統治下的慘狀實在氣憤，同時北大和清華大學都已南遷，我們頓然失去了許多朋友。文藻是清華學生，他總覺得在燕大等待抗戰勝利，不是個好對策，於是我們又通過幾位清華同學的努力才得到一筆由英庚款在雲南大學設置的社會人類學講座，我們決然地在1938年的夏天離開了北平。
前天因為整理舊書籍，忽然找出燕大吳雷川校長寫贈我們的一幅字，真是喜極欲涕，這是半個世紀以前的我們敬愛吳老親筆嗬！那上麵錄的是潘博詞一首：
無用武，尚有中原萬裏！胡鬱鬱今猶居此？駒隙光陰容易過，恐河清不為愁人俟。聞吾語，當奮起。青衫搔首人間世，歎年來興亡吊遍，殘山剩水！如此乾坤須整頓，應有異人間起，君與我安知非是？漫說大言成事少，彼當年劉季猶斯耳，旁觀論，一笑置。
下麵寫“潘博金縷曲一首”又題：
文藻先生將有雲南之行，燕京大學社會學係諸同，學眷戀師門，殷殷惜別，謀有所贈，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屬餘書之。餘書何足以當贈品？他日此幅縱為文藻先生所重視，務須聲明所重者諸同學之敬意，而於餘書渺不相涉，否則必蒙嗜痂之誚，殊為不值也。附此預言，藉博一粲。廿七年六月杭縣吳雷川並識。
下麵印著兩個圖章，字跡端謹秀潤，正像吳老本人。從38年起我們一直帶在身邊，從雲南到四川、日本，又帶回國來，卻因為藏得太密了，不知夾在哪裏，直到昨天，才找了出來，可惜文藻不能再拜讀一遍了！
如今再接到上麵的話，我永遠忘不了1937年的聖誕節前夕，在寒風中有一隊男女學生半夜裏來到我小樓前，唱起聖誕頌歌“平安夜”，我站在窗前抱著剛過滿月的小女兒吳青一麵靜聽，一麵流著感謝的熱淚，我想要不是為了她，我早就走了！還聽不到這美妙的歌聲呢！
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有個化名為“小貓”的男同學，常在半夜裏到教授們家門前，來收集我們為西郊遊擊隊捐獻的衣服被褥等，我記得文藻的母親還從自己床上抽下一條褥子捐了。
以上隻說到我們在北平淪陷以後一年中在校的經過。其他的如我們怎樣地從雲南又到了重慶以後又去了日本，直到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我又回來。這些事在文藻寫的自傳中都已詳述，這裏就不重複了！
我惦念的是那兩名投到解放區的學生朱南華和方綽，在解放後總該露麵了，但是我總沒有得到消息，後來從方家的人聽到，說是大概他們到了京西，就被北洋軍閥鹿鍾麟的駐軍截住殺害了！多麼可敬可愛的青年嗬，在我的心中，他們永遠是兩位烈士！
我回國後的頭三年
我回到祖國，先住在來接我的放園表兄的上海家裏。在上海的親戚朋友們請我吃了好幾頓豐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裏，自然又有長輩親戚們接連請“接風酒”，把我慣吃麵包黃油的胃，吃得油膩了，久瀉不愈。中西醫都治過了，還沒有多大效驗，燕京大學又是九月初就要開學，我著急的了不得。
這時我們的房東、旗人祈老太太來看我，說：“大姑娘，您要聽我的話吃一種藥，包您一吃就靈。”我的父母和我聽了都十分高興，連忙道謝。當天下午她就帶一位十分慈祥的旗人老太太來，還帶了一副十分講究的鴉片煙燈和煙槍，在我的病床上，點上了白銅鏤花和很厚的玻璃罩的煙燈，又遞過一杆黑色有綠玉嘴子的煙槍，煙鬥上已經裝上了煙泡，讓我就著燈盡管往裏吸。我十分好奇地吸著嗆著，隻覺得又苦又香，漸漸地就糊塗過去了，據說那天我一直昏睡了十八個鍾頭，醒來時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時，許多師友問我最後是怎麼治的？我竟不敢說我是抽了大煙！
我回到母校教學，那正是燕京大學遷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國式的建築，翠瓦紅門，大門上掛著蔡元培先生寫的“燕京大學”的匾額，進門是小橋流水，真是美輪美奐！最好的是校園裏還有一個湖。據說這校址是從當時的陝西督軍陳樹藩手裏買來的，是他在北京的房產中之一。那時湖裏還沒有水，湖中的小島上也沒有亭子，隻在島旁有一座石舫。我記得剛住到校裏時，有一夜從朗潤園回到我住處的燕南園53號時，還是從幹涸的湖底直穿過來的。後來不久這湖裏才放滿了水，這一片盈盈的波光，為校景添了許多春色！
那時四座稱為“院”的女生宿舍裏，都有為女教師準備的兩室一廳的單元，還可以在宿舍裏吃女生餐廳的“小灶”。
差不多中國籍的女教師如生物係教師江先群，教育係教師陳克明等都住進去了。我來得晚了一些，隻好住進了燕南園53號英美國籍女教師居住的小樓。這個樓裏吃的當然都是西餐，我在53號吃早餐，中晚兩餐卻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園53號也有方便的地方，因為女生宿舍的會客室裏，是“男賓止步”的，男賓來訪女生，隻能在院門口談話，而燕南園53號的會客室就可以招待男賓。那時我的二弟為傑已考上燕大，三弟為楫也在預科學習，他們隨時都可以到53號來看我。
這一年住進新校舍裏的新教師、新學生大家都感到興高采烈，朝氣蓬勃，一切都顯得新鮮、美麗、愉快。特別是男女學生住在同一校園裏——男生宿舍是六座樓，是坐西朝東，沿著湖邊蓋的。我的兩個弟弟都住在裏麵，他們都十分喜歡這湖邊的宿舍，說是遊泳和溜冰都特別方便。於是種種活動也比較多，如歌詠團、戲劇團等等，真是熱鬧得很。
我在《當教師的快樂》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會裏是個“嬰兒”，而在學生群中卻十分舒暢愉快，交了許多知心朋友。一年級的新生不必說了，他們幾乎把我當姐姐看待。現在和我們有來往的如得到世界護士榮譽獎的王瑛，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晚年成為虔誠的基督徒的陳梅伯等等，至於現在中央民族學院教學的林耀華等，因為居處密邇，往來就更多了。
記得那時我為高班同學開的選修課中有《歐洲戲劇史》，用的是我在美國讀過的筆記本，照本宣科，本來沒有什麼意義，但這個班裏，有三年級同學焦菊隱，他比我隻小三四歲吧，我們談話時，一點不像師生，記得有一天早晨八時，他來上課——燕大國文係裏的教師，大半是老先生，他們不大願意太早上課，因此教務處把我的功課表都排在八時至十時之間——他進門來脫下帽子，裏麵還戴有一頂薄紗的壓發帽，我就笑著說“焦菊隱同學，你還有一頂帽子沒摘下來！”同學回頭看了都笑了，他也笑著趕緊把壓發帽擼了下來，塞進袖子裏。
因為我喜歡聽京戲，我同焦菊隱的課外談話，常常談到京戲。他畢業後就辦了一所中國戲劇學校。學生實習的場所就在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焦菊隱為我在戲院樓上留了一間包廂，說是謝先生任何時候進城，都可以去看戲。這所戲校的四個年級學生的排行是：德、和、金、玉。所以以後的那幾位名演員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們小時候演的戲，我都看過。學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戲裏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龍套。我覺得他是個很得學生敬愛的校長。七七事變後，我離開了北平，從此我們的消息便斷絕了。關於焦菊隱以後的事跡，我還要細細地去打聽。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師專學報》1987年第二期，裏麵有一篇《高蘭評傳》，使我猛然憶起我的學生郭德浩，他寫詩的筆名，便是高蘭！這篇文章裏提到高蘭做學生時受到我的影響時，有許多溢美之詞，我就不往我的臉上貼金了。但裏麵有一段話，使我回憶起：“冰心給他教大一《國文》和《寫作》時有別具一格的指導方法有一次她給學生出個作文題——《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學在文章裏寫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學卻寫《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來抨擊當時社會對思想解放的學生設下種種禁區她認為愛情要堅貞而潔美”我真不記得那時我會給大一學生出這樣的題目，還有一次我的女學生潘玉美——她也有七十多歲了——從上海來京，順便來看了我，也笑著提起，我給她們出過《初戀》的作文題目，還說“無論是親身經驗還是虛構的都可以寫。”這些事我都忘得一幹二淨，我想我那時我真是大膽到“別具一格”，不知學生的家長們對我這個年輕的女教師，有什麼評論，我也沒有聽見我們國文係的老先生們對我有什麼告誡，大概他們都把我當做一個“孩子頭”，“童言無忌”吧。
我在頭一年回國後，還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費，把我們在北京住了十幾年的家，從中剪子巷搬到前圓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裏。這房子的門牌我忘記了，這房子的確不小，因為那時我的父親升任了海軍部次長，朋友的來往又多了些，同時我的大弟為涵又要結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夠用了，就有父親的一位朋友介紹了圓恩寺那所房子，說是本來有個小學要租用它，因為房東怕小學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議租給我們。我記得我的父母親住北房的三間，涵弟夫婦住了三間南屋，我住在東廂房的三間，傑弟和楫弟就住三間西廂房。我寫的《關於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頭子的弟婦》，便是以那所房子為背景的，我說：
間屋子是周末養靜之所，收拾得相當整齊，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養著兩盆臘梅，書案上還有水仙，掀起簾來，暖香撲麵，猛抬頭看鍾，已到十二時半，南屋裏新房裏還是人聲鼎沸。我回國的第二年，我父親的學生們便來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測量局長，兼任海道巡防處長，離開了北洋政府。我們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彙，和在華界的父親辦公處，隻隔一條河。這房子也是父親的學生們給找的。這一年涵弟便到美國留學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學任教，傑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預科上學。那時平滬的火車不通，在寒暑假我們都是從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親。我們姐弟都不暈船，夏天我們還是搭帆布床在艙麵上睡覺。兩三天的海行，覺得無聊，我記得我們還湊了一小本子的“歇後語”，如“羅鍋兒上山——錢短”、“裱糊匠上天——糊雲（胡雲）”、“城隍廟改教堂——神出鬼沒”、“老太太上車——別催（吹）了”、“豬八戒照鏡子——前後不是人”，等等，我們想起一句，就寫下一句，又笑了一陣。同時也發現關於“老太太”和“豬八戒”的歇後語還特別多。
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斷。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裏的，我母親都給鎖在抽屜裏，怕有人偷拆開看。寄到學校裏的當然沒有問題。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們，隻知道常有從美國來的信，寄信人是WTWU她們也不知這個姓吳的是男是女，我當然也沒有說。如今這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學樓上的那些書箱，在珍珠港事變後，日軍進駐燕大，把我們的存書都燒掉了。
往事寫到這裏，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連文藻和我的三個弟弟此時也都已離開了我！“往事如煙”，我這一身永遠裹在傷感的雲霧之中了！
198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