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
我原名謝婉瑩，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農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生於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長樂）。一九〇一年移居上海。當時父親是清政府的海軍軍官，擔任副艦長。
一九〇四年，父親任海軍學校校長，我們移居煙台。我的童年是在海邊度過的，我特別喜歡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經常有關於海的描寫。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前，我父親辭去海軍學校校長的職務，全家便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東時沒有進過小學，隻在家塾裏做一個附讀生，回到福州後，進過女子師範學校預科。
中華民國成立，父親到北京就任海軍部軍學司司長，一九一三年，我又隨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進入教會學校北京貝滿女子中學，一九一八年畢業，進了協和女子大學，學的是理預科，因為母親體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學醫。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了，當時我在協和女子大學學生會當文書，寫些宣傳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蕩下，我開始寫一點東西在北京《晨報》上發表。由於過多的宣傳活動，使我的理科實驗課受到影響，這時我隻好轉到文學係學習。這時協和女大已並入燕京大學。
一九二三年我從燕京大學文科畢業，得了文學士學位，並得金鑰匙獎，又得到美國威爾斯利（WELLESLEYCOLLEGE）女子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學習英國文學。血疾複發，在醫院裏休養了七個月。
一九二六年夏讀完研究院，得了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一九二一年後，文學研究會出版了我的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一九二六年後，北新書局出版了詩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讀者》；一九三二年，北新書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兒姑娘》等。
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〇年又到重慶，曾用“男士”的筆名寫了《關於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後由開明書店出版。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在東京大學（原帝國大學）教“中國新文學”課程。
記得這時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報刊和東京大學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國後，寫了《歸來以後》等作品，我的創作生活又揭開了新的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說、散文集《冰心小說散文選》、《歸來以後》、《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讚》、《拾穗小劄》、《小桔燈》、《晚晴集》等。
一九五八年又開始寫《再寄小讀者》。
一九五四年以來，我曾被選為曆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七八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粉碎“四人幫”後，我開始在《兒童時代》發表《三寄小讀者》。
除了創作以外，我還先後翻譯過泰戈爾的《園丁集》、《吉檀迦利》、《泰戈爾詩集》和他的短篇小說，穆·拉·安納德的《印度童話集》，敘利亞作家凱羅·紀伯倫的《先知》，尼泊爾國王的《馬亨德拉詩抄》，馬爾他總統安東·布蒂吉格的《燃燈者》。
1980年6月
我的第一篇文章
問：能不能請您回憶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樣在報刊上發表的？
答：現在想起來，天下真有極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前，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會以寫作為業。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我由一個學生自治會的文書，被派去參加北京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組，在當時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審被捕的“火燒趙家樓”的學生的時候，我們組被派去旁聽並作記錄。那天是大律師劉崇佑替學生作辯護，法庭上是座無隙地。劉律師講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後左右，掌聲四起。從法庭回來，宣傳組長讓我們把聽審的感想寫下來，自己找個報紙發表，以擴大宣傳。
那時我是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的走讀生，每天隻往返於家庭和學校之間，同時一向隻專心攻讀數、理、化學科，其他一切不聞不問，我更不認識什麼新聞界人物。想來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他是北京《晨報》的編輯。他是我母親的表侄，比我幾乎大二十歲，我們都把他當作長輩。每逢我父母親的生日，他必來祝壽，但對於我們姐弟，他都不大答理。那時我們家看的報紙中有一份《晨報》，就是他贈閱的。我看《晨報》上的言論，對於學生運動還是很支持的，我就給他打一個電話去試一試。從電話裏就聽出了他驚訝的聲音，仿佛覺得這個平常隻在一邊默默地遞茶敬煙的小表妹，忽然打電話到報社來找他要登文章，是個意外。他隻說：“好吧，寄來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學生作文一樣的《聽審記》，幾天後在《晨報》上登出來了，那當然是借五四運動的東風。但從那時起，放園表兄就常常寄刊物來給我看，如《解放與改造》、《中國少年》等等。那時我自己的興趣也廣些了，看的書報也多了，我自己訂閱的有《新青年》、《新潮》等等。放園表兄勸我多寫，我也想：許多刊物上寫文章的都是學生，我又何妨試試呢？再過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便出世了。這篇小說我拿到了八元的稿費，弟弟們敲我竹杠，要我請他們逛“中央公園”，吃些茶點，還剩下一些錢，我便買了紙筆。
從那時起我就斷斷續續地一直寫到現在。我沒有寫出什麼驚人之作，也沒有什麼鴻篇巨著，我隻用這支筆，寫我的隨時隨地的思想和感情，不過現在是越寫越短小、越隨便、越平淡了。恐怕這也是自然規律。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泰戈爾研究》序
華宇清先生把他寫的《泰戈爾研究》的目錄寄給我，讓我為這本集子作序。
我年輕的時候，從譯本和英文原文裏讀到一些泰戈爾的詩歌和小說，他那滿含著愛的哲理和純潔的天真，而且東方意味十分濃厚，使我欽慕。我也翻譯了一些他用英文寫的詩歌和小說。五十年代，我又三次訪問了印度，知道他的詩歌是“家弦戶誦”，婦孺皆知！我感到他是以一位王子的身份做到了深入人民的普通而又偉大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1924年曾到過中國，而那時我正在美國留學，錯過了相見的機會。
華宇清先生對於泰戈爾的研究大大地超過了我的知識，他讓我作序，我感到榮幸而又慚愧。
我和商務印書館
我和商務印書館，有一段很長的學習和文字的因緣。
我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線裝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我在學認“天地日月，山水土木”這幾個偉大而筆劃簡單的字的同時，還認得了“商務印書館”這五個很重要的字。我從《國文教科書》的第一冊，一直讀了下去，每一冊每一課，都有中外曆史人物故事，還有與國事、家事、天下事有關的課文，我覺得每天讀著，都在增長著學問與知識。
到了八九歲，我會看課外讀物了，不但愛看《三國》、《水滸》、《西遊記》，還喜歡看新小說。那時我的塾師是林伯陶先生，他讓我造句，句造得“好”時，他就批上“賞小洋兩角”。我攢夠了賞金，就請海軍學校每天到煙台市取信的馬夫，到市上的明善書局去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大多數是林琴南先生譯的小說，如：《塊肉餘生述》、《孝女耐兒傳》、《黑奴籲天錄》等。這些書中的動人的句子，至今我還能背得下來！無疑這些課外閱讀對於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幫助。我得的獎賞愈多，我買的書也愈多。
十二歲以後我到了北京，那時我母親定閱的雜誌，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也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從這些雜誌的文苑欄內，初次接觸了“詞”這個詩歌形式，並且喜愛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務印書館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廈，裏麵住著幾位傳授知識的大師，如張元濟、高鳳謙。到了我入了大學，又開始寫點東西，商務印書館裏又有了幾位年輕的編輯，如茅盾、鄭振鐸。我閱讀的是《小說月報》，我寫的小說也在那上麵發表。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超人》（1923年）和第一本詩集《繁星》（1923年）也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務印書館九十周年，我自己現在也八十六歲了。在這將近一個世紀之中，我的作品也在幾個別的出版社發表過，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商務印書館是我最初的、永誌不忘的良師益友！
1986年5月2日
我的文學生活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著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哪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麵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麵印著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卻也寫了委托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卻有幾段如《我不知為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鬆幹，撐著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鬆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著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著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隻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隻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著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卻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卻掙紮著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麵，用馬鞭子重重的敲著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
刮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著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誌》。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
我聽得晚上舍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著，脫鞋解衣，哭著上床。而白日的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
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隻得自己拿起《三國誌》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著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著。我越看越了解，越感著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誌》，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誌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誌》。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麵跳躍著；後麵白衣的水兵，抱著一大包小說，笑著，跟著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誌》，《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誌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誌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盡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麵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為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著，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誌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趑趄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著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並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嶽》，《東周列國誌》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光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著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後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後麵，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光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著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
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隻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二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
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為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著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
從雜誌後麵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著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隻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布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