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不能偏聽一人之言，而應多聽眾人之言；不能隻聽其一麵，而應多方征求，兼而察之。
第二，“聽話聽音，鑼鼓聽聲。”這是一句俗話，但富含哲理，即聽話不可僅聽其表麵，也不可“左耳進，右耳出”，一聽而過，而應聽其實質，聽其含義，必須加以具體分析。這樣，無論是真話、假話、直話、繞話，旁敲側擊之話，還是含沙射影之話，都可以聽出一些味道而了解其真意。
第三，聽其言而察其人。語言無論怎樣表達，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人的性格和品質。一般而言，經常說真話的人必是為人忠誠、實事求是之人；經常說假話的人，必是巧偽奸詐之人；直來直去說話的人，必是性格直爽、心直口快之人；說話詞意不明的人，必是唯唯諾諾之人；說一些樸實無華但富含哲理之言的人，必是很有思想、很有見地之人。因此，說話實質上是一個人品性、才智的外露，隻要考察者出於公心，根據一個人的說話定能有所發現。例如，三國時，陳琳曾在一篇檄文中把曹操罵得狗血噴頭，但曹操卻從中發現陳琳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後來予以重用。張遼被曹操捕獲，對曹操破口大罵，曹操卻從中發現張遼是位性格直爽的忠勇之士，而當場釋放，委以重任。而呂布雖武藝超群，但一見曹操即跪地求饒，其聲甚切，但曹操一聽其言，複憶其行，即知其是反複無常之人，當即處死。可見，“言為心聲”，隻要慎聽，是能聽出一些名堂來的。
當然，“知其心，而聽其言”，與“輕言重行，綜核名實”並不矛盾。這裏強調的是察人，不排斥“察言”，“察言”是察人的一個方麵。而“察言”又與“信其言”不同，“信其言”是有條件的，“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證”，“如其心而聽其言”，“有證”之言、“知其心”之言可信，而無證之言、不“知其心”之言，非但不可信，還應從反麵去理解它。
聞聲辨貴賤
曾國藩說過，聲音之貴賤盡管有其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否則就可能有失偏頗。不過，從人的話語中聽出人的個性特征，倒是有可能的。
雉鳴與蛙鳴，都屬於雌聲即陰柔之聲，聲音輕細，如曠野聞笛。然而“雉”聲清越悠長，聲隨氣動，有頓有挫，抑抑揚揚，悅耳動聽，所以為“貴”；而“蛙”聲則聒聒噪噪，喧囂嚎叫，聲氣爭出，外強內竭，刺耳紮心，所以為“賤”。
從以上可知，無論雄聲還是雌聲，都有貴賤之分。有的相書以雄聲為貴，而以雌聲為賤，有籠統不細、不分清濁精細之嫌，實為大謬。
“遠聽聲雄”，是說其聲猶山穀之呼應，表明其必氣魄雄偉，賦情豪放；“近聽悠揚”，是說其聲如笙管之婉轉，表明其人必多才多藝，智慧超群；“起若乘風”，是說其聲猶如雄鷹之翱翔，表明其人必神采飛揚，功名大就；“止如拍琴”，是說其聲如孔雀之典雅，表明其人必閑雅衝淡，雍容自如。以上皆為“聲”之最佳者，所以被作者定為“上上”。
曾國藩奉命辦團練，招攬人才之時，“湘鄉奇偉非常之士，爭自創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羅萱是最早應募到曾門的人之一。傳說當時每天都有百十人到營中報名，曾國藩一一召見，問詢長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來。一天，曾國藩已召見多人，倦極不見客。正在似睡非睡時，忽聽外麵有吵聲，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見一位身材不高，隻穿一件單衣的青年人被守門人攔住。青年人聲音朗朗，氣質非凡，但任憑他怎樣講，守門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氣餒，大有不見曾國藩不罷休的氣勢。正在僵持之際，曾國藩推門而出，並喊住守門人，對羅萱說：“聽君的聲音爽朗圓潤，必是內沉中氣，才質非凡之人。”遂將羅萱引入上賓之位，倆人敘談起來。隨後，曾國藩立即決定讓羅萱掌管書記，把日常文牘往還的工作也一並交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