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最終攻下南京，將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起義鎮壓了下去。這本是曾國藩與湘軍苦戰多年的結果，然而曾國藩卻在上疏中將攻克南京之功完全歸於朝廷，表現得十分理智。
與曾國藩不同，曾國荃是個追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後，曾國荃認為全是他一人的功勞，朝廷應該給他更多的賞賜才對，所以經常發牢騷。曾國藩對此十分擔心，他告誡曾國荃說：“自古有幾個人有高的官位、大的權力，還享有大的名聲而最後能保全自己的呢？你縱然有大的本事，但你必須讓一半功勞給老天爺才行。”
為了開導鬱鬱寡歡的老九，曾國藩還寫了這樣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生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詩中用屠羊說的典故，教育曾國荃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
楚昭王時，有一個賣羊肉的屠夫，實際上他是一個有才能的隱士，人們叫他屠羊說。伍子胥為了報父兄之仇，率領吳軍打敗了楚軍。楚昭王被迫流亡，屠羊說跟著楚昭王一起逃亡，途中為楚昭王排憂解難，立了很大的功勞。後來楚昭王複國了，大賞那些與他共患難的隨從。
當楚昭王給屠羊說以賞賜時，屠羊說卻不要賞賜，他說：“當年楚王失去了國家，所以我失去了賣羊肉的攤位。現在楚王恢複了故土，我也恢複了我的羊肉攤，這樣便等於恢複了我固有的爵祿，還要什麼賞賜呢？”然而楚昭王一定要賞賜他，屠羊說又說：“楚王丟掉了國家，不是我的過錯，所以我沒有請罪殺了我；楚王奪回了國家，也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領賞。”屠羊說越是不要賞賜，楚昭王越要賞賜他，而且一定要召見他。屠羊說依然不為所動，說：“依據楚國的規矩，隻有立了大功，應受大賞的人才可以覲見國王，我屠羊說智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殺寇，吳軍打進郢都的時候，我隻是因為害怕而跟著大王逃跑的，並非是為了效忠大王。現在大王非要見我，這是違背楚國規矩的事情，我可不想讓天下人笑話。”
楚昭王聽了這番話，感慨地說：“屠羊說隻是一個殺羊的屠夫，地位卑賤，說的道理卻如此高深，這是一位賢人啊！”於是便派司馬子綦親自去請屠羊說，要“延之以三旌之位”，也就是要讓他做地位最高的卿。
不料屠羊說卻不肯受命，他說：“我知道卿的地位，比我一個賣羊肉的不知要高多少倍，卿一年的俸祿，恐怕是我賣一輩子羊肉也賺不來的。可是我怎麼能夠因為自己貪圖高官厚祿而使國君得到一個濫行獎賞的惡名呢？我是不能這樣做的，還是讓我回到我的羊肉攤上去吧。”
曾國藩舉屠羊說的例子就是要曾國荃懂得：不要太看重名利，對名利要淡然處之。他認為，無論是為人還是做官，都不能太貪心，都必須知足。在名利問題上，應該以“恬淡”之心處之，學會“盡性知命”，這樣才能做到持盈保泰。
曾國藩涉身軍務，戰爭的激烈、殘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爭權奪利，時時刻刻讓他處於緊張焦慮之中。為此，曾國藩常覺身心疲憊。描述自己身體狀況的言語時常載於他的日記和與朋友的書信往來之中，並且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開闊、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國藩此時往往充滿羨慕之情。
心胸寬廣，把生死和名利置於腦後，這樣才會身心舒暢，但曾國藩常常做不到這一點，經常為了博得一個好名聲而茶飯不思，寢食不安。對此，曾國藩心欲改之而又無可奈何，他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和不斷反省自我中度過一生的。一方麵，功名利祿心很強，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動力；但另一方麵，曾國藩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長時間的車馬勞頓和軍政要務讓他時刻不得安寧，這更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很大壓力。為此曾國藩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緩解，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斷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難有所改變，何況曾國藩身居高位，政務、軍務纏身，要說不計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夠做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不斷以古代心胸開闊者為學習榜樣，讀他們的詩作文章，體會他們在其中表達出來的光明磊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