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一個非常善於推功於部下的人，像安慶之戰，他將功勞歸於胡林翼，說“湘軍圍攻安慶……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決策，商議於臣及官文，並遍告各統領。前後布置規模，謀剿援賊，皆胡林翼所定”；打下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以後，他又將功勞歸於將領們，在保單中開列有功人員一千多名，參戰部隊的統領、分統、營官等幾乎一個不落。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的升遷，更是與他的保舉有直接的關係。據統計，曾國藩的幕僚有四百餘人，其中絕大多數都得到過他的保舉。在他的保舉下，他的幕僚，即使不是實缺的官員，也有候補、候選、記名之類的名堂，這其中，有二十六人成為督撫一級的大員，五十人成為三品以上的大員，至於道、府、州、縣的官員就數不勝數了。因此隻要進入曾國藩的幕府，就可以說是有了升遷的機會，這樣人們自然就樂於為他所用。所以，後來曾國藩說過這樣一句話：“凡是遇到利益問題，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名聲問題，要注意分享，這樣才能成大事。”
曾國藩的利益引導，確實是很成功的。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管理者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引導，這是決定人才能否為你所用的基礎，這一點做不好，就根本談不上用人。
不過，曾國藩認為利益引導也有兩重性。湘軍將領所得的利益，一部分是來自自己應得的薪水，另一部分是公費、克扣軍餉，甚至是在戰爭中掠奪而來的，曾國藩對於後者實際上是默許的。這就使得湘軍很快就沒有了戰鬥力。因為等到將領們個個都發了大財，也就沒有人再肯賣命了。所以後來一打完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湘軍就再也不能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益的引導是一把雙刃劍，用人者在使用的時候，不可不用，但也不可不慎。
對於利益引導方麵的失誤，曾國藩是有察覺的。他說：“近年來我對待將領過於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因而一遇到危險，就暴露出很多問題，經曆了這些我才明白了古人所說的‘多一點約束，少一點放縱，人數雖然少，但也能成功’，違背了這一條，就肯定是要失敗的。”
這應該說也是經驗之談，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對人才就應該過分苛刻。
曾國藩認為，如果說利益引導是寬，嚴格約束是嚴，那麼用人之道，就應該寬嚴結合。具體來說，是在名和利問題上要寬，在是與非問題上要嚴。湘軍中有這樣一些將領，他們很能打仗，但又很能惹是生非。曾國藩曾經以如何處理與這種人的關係為例，講明寬嚴結合的道理。他說：
“對待這種人的辦法，在兩方麵應該寬，在兩方麵應該嚴。應該寬的：一是花錢要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手中錢財較多的時候，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手中錢財緊張的時候，則將好處讓給他，哪怕自己過得很苦。二是不要與他爭功，遇有勝仗，將全部的功勞歸於他，遇有升官的機會，將保舉的機會給他。應該嚴的：一是對他的禮節要疏遠，跟他的往來要少一些，給他寫的信要簡單，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二是要明是非，凡是他和他的部下做得不對的，要堅決進行懲治。總的來說，在名和利問題上要寬，在是與非問題上要嚴。四者兼備，你的手下又有強兵，那麼就沒有不可以相處的人了。”
曾國藩這一手確實很高明。名利問題上要寬，是非問題上要嚴。這樣一來，就使人既知道向上，又知道忌諱了。用我們常說的話，就是要恩威並用。
恩威並用，才能剛柔相濟，保持一種策略的彈性。所以曾國藩的這種用人之道，對於我們今天的用人策略，也還是具有啟發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