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審時度勢
【原典】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晚接弟十五日信，係從景德鎮送鮑公信繞來者。朱雲岩今早業已啟行，二十八九可到東流，三十日必到弟處幫守濠牆矣。鮑公二十六日拔營，餘有一批抄閱。左軍破侍逆股十餘萬，可謂奇功，然其不可及處，隻在善於審機審勢耳。順問近好。
【譯文】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日晚上接到弟十五日的來信，是專差從景德鎮給鮑公繞道送來的。朱雲岩今天早上已經開始動身，二十八九日可以到達東流，三十日他一定到弟那裏幫助守護壕牆。鮑公二十六日開出軍隊。我有一批抄寫來的信件寄給你看。左軍攻破偽侍王的一股十多萬人的敵軍，真可以說是奇大功績，然而這比不上他的善於審時度勢。順問近好。
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
曾國藩的長處在於他具有豐富的曆史經驗，具有超出常人的戰略頭腦，長於從大處落墨，長於整體的戰略謀劃。曾國藩說：“軍中閱曆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確實，曾國藩總是能總攬全局，抓住要害，能夠從戰略上勝人一籌，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後。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曾經說，曾國藩在兩個方麵幾乎沒有什麼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戰略謀劃。
曾國藩超出常人的戰略頭腦，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出來。
鹹豐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國戰爭初起之時，曾國藩就寫信給王鑫，縱論當時的軍事形勢，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關係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觀點：“荊襄扼長江之上遊，控秦豫之要害，誠為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為吃緊。蓋賊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荊州為上鎮；武昌為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為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於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偽官，據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裏，遂為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能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有累卵之危。然而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尤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而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為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這個觀點，可以說是獨具慧眼。當時清政府為了撲滅太平天國，在南京周圍相繼建立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隻局限於東南一隅，用兵的重點也隻在南京一城的得失，而並沒有意識到必須著眼於與太平軍爭奪整個長江流域，才能最終攻下南京。曾國藩從全局出發，根據地理形勢，認為必須首先控製長江中上遊地區，先武漢，次九江，次安慶，隻有這樣，才能攻克南京。這個計劃，表現出他在戰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
鹹豐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軍西征部隊由安徽向湖北挺進，先後攻克安慶、九江、漢陽。湖北省城武昌戒嚴，清政府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麵前無所適從，一會兒救東，一會兒救西，被太平軍搞得團團轉。曾國藩在這個時候給鹹豐皇帝上了一個奏折，認為不能光顧眼前的得失，還要考慮到大局的發展。他說：“論目前之警報，則廬州為燃眉之急。論天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遊，能固荊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如今之計，宜先合兩湖之兵力，水陸並進，以剿為堵，不使賊舟回竄武昌，乃為絕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將黃州、巴河之賊漸漸驅逐，步步進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間，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南服猶可支撐。”
由此，曾國藩極力主張應該集中兩廣、兩湖、江西、安徽的兵力，與太平軍爭奪武昌，進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兩岸重地。以著眼於發展為原則，鹹豐四年(1854年)九月，湘軍開始向武昌進軍，十月攻占武昌，而後沿江東下，連連突破太平軍在田家鎮、半壁山的防線，包圍九江，占領湖口，使太平軍遭受了重大損失。這是曾國藩以上製下戰略的初步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