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傑出的軍事家，也是一個功罪鮮明，成就極大的人物。曾國藩的發家，主要靠湘軍；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軍有關。他所組建的湘軍“別樹一幟，改弦更張”，先後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既為維護封建統治建立了功勳，客觀上又為中國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難以有人可以匹敵的。在軍事方麵，他不愧為中國近代軍事家的第一人。蔡冠洛編《清代七百名人傳》，將曾國藩歸為軍事人才。
曾國藩用兵極其穩健。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
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曾國藩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會帶來嚴重後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士卒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謹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以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曾國荃在圍攻江西重鎮吉安時，曾國藩曾經為他寫下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下聯是“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後來這一句對聯的上聯成為曾國藩和太平軍作戰的指導原則。不但在戰略思考上，同時在具體戰術紮營修壘上，也體現了這一原則。
太平天國起義後，勢力很快就遍及長江流域，軍力發展到五六十萬人，占領了長江流域的許多重要城鎮。而湘軍編練成軍後，兵力最初不過一萬七千人，發展到最後也不過十二萬人左右，相差甚為懸殊，太平軍往往是湘軍的幾倍或幾十倍。麵對強大的太平軍，湘軍不得不進行防禦，先求立於不敗之地，然後乘隙製人而不製於人。
起初，湘軍不懂紮營要領，屢為太平軍所破。曾國藩力懲前失，努力吸取古代兵法的經驗：“攻城最忌蠻攻，兵法曰：將不勝其憤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屢次寄書，以蠻攻為戒。”此後，改變了戰略：“此後不可再行蠻攻，堅壘須扼紮要地，賊所必爭之區，致令賊來攻我，我亦堅壁不與之戰。待其氣疲力盡而後出而擊之，自操勝算。”
曾國藩還積極學習太平軍紮營之術，並博考中國古代紮營成法和曆代戰爭的得失，親定“紮營之規”，紮營修壘、圍而不攻、困死敵人成為曾國藩對付堅城的主要戰術。而太平軍為了打破湘軍的圍攻，又往往在內線組織反攻，在外線用援兵破圍，這樣湘軍又經常處在防禦地位，從而使自己的攻堅戰變為進攻中的防禦戰，形成攻勢防禦的態勢。
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達到圍困太平軍的目的，曾國藩對紮營修壘做了嚴格的規定。湘軍每進攻到一座城下，統領首先根據利於作戰的原則，選擇地勢險要的地方，要求湘軍“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即修挖牆壕，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敵搦戰。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內有子牆，為人站立之地。壕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此後湘軍都依照這個規定紮營。紮營修壘，築牆挖壕。正如曾國藩所指出的那樣：“惟當酌擇險要，固壘深溝，先立於不敗之地。”曾國藩對部下李元度說：“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中國近代名將蔡鍔高度評價湘軍的這個築營措施“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