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不但紮營以求自固，進攻敵人的堅壘、名城，也用紮營戰術來圍困敵人。鹹豐六年(1856年)，湘軍圍武昌，挖前壕來防武昌城內的太平軍出擊和突圍，挖後壕以拒太平軍的救兵。一般人慮不及遠，笑挖後壕為“拙”，後來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援軍接近武昌，於是湘軍的後壕變為前壕，以抗拒石達開，人又歎其“巧”。鹹豐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指示進攻安慶集賢關的湘軍將領鮑超“莫攻賊壘，而於距賊壘二裏外，以兵力分前後左右圍之。每一麵隻需三營，遙遙相製，邀截樵汲，靜待十日，賊必無水、無米、無薪，自行奔潰。”鮑超遵照胡林翼的命令，不到二十天，就把堅守集賢關的太平軍四個堅壘全部攻克。這樣關係重大的戰果，隻是從運用紮營戰術中輕易得來的。
此後的湘軍戰役中，奪取九江、安慶，乃至天京，都是運用紮營戰術來圍困堅城而奪取的。湘軍拔營有兩個特點：第一，隊伍要嚴整，哨探要嚴明；第二，不求神速，但求穩妥。對此，李鴻章說：“楚軍營規，無論調援何處，事勢緩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裏，半日行路，半日築營。糧藥隨帶，到處可以立腳，勞逸饑飽之間，將領節養其體力，體恤其艱苦，是以用兵十餘年，卒能成功，為其能自立於不敗之地，製人而不製於人。”故湘軍用兵，不患敵襲，不患中伏，很少有在拔營的時候，遭到全軍覆滅之事，正是由於其紮營的成規周密所致。
湘軍作戰，極重地勢。由於作戰的方略，隨山地與平原地勢的不同而迥異，所以在作戰前，湘軍的統帥、大將，必審地勢的險易。如湘軍攻武昌，曾國藩先乘小舟趕漢口審地勢。左宗棠攻杭州，先輕騎赴餘杭察看地勢。他們都在看明地形以後，才定進攻的方略。部下將領塔齊布常以單騎清晨獨往看地勢，不使將士得知；羅澤南每戰必先精審地勢；王鑫每戰之前先勘地勢，然後召集將領，根據地圖各提所見，對此曾國藩很是欽佩。他們身經大小百戰，都是戰前先審地勢、扼險要，而後出奇製勝。不獨統帥，將領以親看地勢為第一要義，其下營官、哨官以至哨長、隊長，人人都以看地勢為行軍的要務，人人都知道審地勢。
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當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善用兵者總以主客二字最審慎
【原典】
沅弟左右：
前日接複信並苦株一包，頃又接二十二日戌刻來信，具悉一切。狗、輔不來集賢，艇船不送賊米，安慶之事，十牙子真有影子乎？古文二本，日內當圈點以犒賞統領也。漢口、漢陽隻要布置略早，水師足資防禦。逸亭之能否內剿城賊，外抵狗、輔，則未可知。然南昌岸尚有成、蔣八千人置之空虛之地，萬一金、劉小有疏虞，上遊亦不至決裂。江西建昌之賊與興國、義寧等股會合，蔓延太廣。閩汀股匪，散布撫、建、廣三府境內，並圍玉山縣城，無人去剿，餉源竭矣。
多公函寄還。渠每主先出隊尋賊，餘每主待賊來撲我，所見不同。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最審也。順問近好。
【譯文】
沅弟左右：
前天接到回信和“食物”一包，不久又接到二十二日戍時來信，一切都知道了。狗、輔不來集賢，艇船也不來給賊送米，安慶的事，真的有希望嗎？古文二本，將在近日圈點，用來犒賞統領。漢口、漢陽隻要早點布置，水師足以禦敵。逸亭能不能內剿城內敵軍，外抵陳玉成、偽輔王，則未可知。然而南岸我軍還有成、蔣的八千人，置於空虛的地方，萬一金、劉兩軍稍有疏忽，上遊軍事也不至於崩潰。江西建昌的敵軍與興國、義寧等股敵軍會合，勢力蔓延太廣。閩汀這股敵軍，散布於撫、建、廣三府境內，並包圍了玉山縣城，無人去剿，軍餉的來源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