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國藩上一諫疏，敬陳皇上預防流弊。事後曾國藩談了自己的感受：“我諫疏的言辭非常激動，而皇上氣量如海，尚能容納，這難道是漢唐以來的君主所能比擬的嗎？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為不尊；父母被皇上誥封三代，兒子也蔭任六品，不為不榮。如果這種情況還不能盡忠直言，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諫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稟，滿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將來萬一皇上一念之差，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思想，並且逐漸發展到隻喜歡聽奉承話，而厭惡聽任何逆耳忠言，那麼滿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時，把這驕傲自滿的機關說破，以便使皇上兢兢業業，斷絕驕傲自滿的苗頭。這是我的區區本意。”
“現在人才缺乏，民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謹慎，在大事上卻馬虎，每個人都習慣了唯唯諾諾、阿諛奉承的風氣。我想用這篇諫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風氣。希望朝中的大臣們能耿直起來，遇事誰也不推脫。這是我想表達的另外一個意思。”
“折子遞上去時，我恐怕會冒犯皇上的不測之威，因而早已將福禍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顏含容，不僅不治我的罪，而且還賞賜了我。從此以後，我應更加盡忠報國，不再顧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過以後奏折雖多，但斷不會再有現在這樣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國藩的上諫，恰如《晏子春秋》所說：“忠臣不避死，諫不違罪。”至於他的因禍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曾國藩看來，做官要修養心性，要訓練自己不急不躁、頭腦清醒的耐煩性情。
要想做到耐煩容人，必須有一個豁達的心胸。曾國藩曾經在日記中寫道：“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裏無有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
由此他說：“知天之長而吾所曆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恩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曾國藩認為古往今來的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大都敗在氣度不夠開闊、不能控製自己的情緒上，這是應當引以為戒的。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我一天天老了，也還經常有控製不了自己肝火的時候。但是我總是提醒自己要抑製住怒氣，這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自古以來，有多少英雄豪傑沒有過去這兩關啊，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製自己的情緒，不能讓它隨便發作。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製血氣方麵，沒有什麼不同。總而言之，不能情緒化，否則對身體是非常有害的。”
“老弟你近年來在我憤怒和激動的時候，總是坦言相勸，在自己憤怒和激動的時候，也常常能馬上收斂。由此看來，老弟你以後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後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擔任國家大事的人必須有氣度，憂慮之氣積於心中就變成了負擔，所以說倔強到了極點，就不能不流露為情緒。以後我們兄弟動氣的時候，彼此之間應該互相勸誡，保留住倔強的品質，除去憤怒激動的情緒，也就可以了。”
存其倔強，去其憤怒激動，就是要在保持進取之心的同時，保持一顆清醒冷靜的頭腦，而不要做出情緒化的反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