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888年8月3日出生在林茨。
我父親結婚之前曾在林茨的一個家具製造廠當過家具商助理。他過去常到一家小餐廳去吃午飯，那兒正是他邂逅我母親的地方，因為我母親是那家餐廳的服務員。很快他們墜入愛河，並於1887年7月結為夫妻。
起初這對年輕的夫婦居住在我外公外婆家。我父親的工作很辛苦，收入卻很微薄，我母親在懷上我的時候又不得不放棄了工作，而我就出生在這麼一個窘迫的家庭環境中。1年後，我的妹妹瑪利亞出生，可她還在很幼小的時候就夭折了。第二年，黛蕾絲出生，她在4歲時也離開了人世。我的第三個妹妹，卡洛琳，患上了絕症，勉強支撐了幾年，8歲時同樣離我們而去。接連失去3個孩子，讓我母親的悲傷無窮無盡，她的生命中處處都承受著再失去我的恐懼，因為眼下我是她四個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母親把她全部的愛都注入到了我一個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庫比席克家和希特勒家的這兩位主婦有著極其相似的命運，兩位母親都遭受過同樣的苦難。希特勒的母親也曾失去過3個孩子，古斯塔夫、艾達和奧托。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阿道夫一直是她母親的獨子。在希特勒5歲的時候，他的弟弟埃德蒙出生，但6年後不幸夭折。其他的幸存者就隻剩下他的妹妹——1896年出生的保拉。盡管阿道夫和我平時都很少提及這些死去的兄弟姊妹，但我們總能感覺到作為家族血脈之延續者的一份特殊責任。
阿道夫偶爾稱呼我為“古斯塔夫”而非奧古斯特——給我寫信的時候他甚至還把這個名字搬到了信封上。然而他並沒發現，他給我起的這個別名其實跟他第一個已故兄長的名字是一樣的。可能是他將“古斯塔夫”和我的小名“庫斯特爾”搞混淆了，抑或隻是他想給某人，比如說我，起這樣一個名字來取悅他的母親，畢竟他們家一直都把我當兒子一樣對待。
與此同時，我父親也開始自立門戶，他在克萊姆大街9號開辦了自己的家具生意，醜陋而老舊的貝恒艾特公寓便成了我童年和青年時的家，至今它都還一成不變地矗立在那裏。昏暗狹窄的克萊姆大街與它的延伸部分——鋪著草坪和種植著樹木的寬闊而大氣的人行道——相比，顯得相當的寒酸。
我們不良的居住環境肯定也是導致我妹妹們幼年早亡的一個因素。在貝恒艾特公寓，情況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公寓的底樓是家具作坊，二樓才是我們的住處，包含兩間臥室和一個廚房。直到如今，我父親就一直沒擺脫過來自金錢方麵的困擾，店裏的生意十分慘淡，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考慮要關門歇業，回到以前的老板那裏去謀一份工作，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夠在最後關頭克服所有的困難。
那時候我也剛開始上學，這段經曆很不愉快。我母親為我在學校的糟糕表現潸然落淚，她的悲傷成了我努力發奮的唯一動力。然而在我父親看來，除了要我在適當的時候接手他的生意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算問題——是什麼能讓他這麼奴隸般的沒日沒夜地工作——是我母親想要我上學的願望，無論我成績有多糟糕她都希望我能繼續學習。首先我必須在語法學校學習4年，然後可能要被送到師範學院去念書。但我對此並不同意，可喜的是，我父親早就有了別的打算，在我10歲的時候，他把我送進了公立學校。這樣一來，我父親便想當然地以為，我的未來規劃就此被最終確定。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還有另外一樣事物在支配著我的生命，讓我心甘情願為它出賣自己的靈魂，那就是音樂。9歲那年，我收到一把作為聖誕禮物的小提琴，從那時起，這份愛好便被賦予了充分的表達。我清晰地記得那個聖誕節的每一個細節，在我現在垂垂老矣，追憶往昔之時，我才發現，我有意識的人生好像就是從這把小提琴開始的。我們鄰居的大兒子是個年輕的小學實習老師，他給我上小提琴課，我學得是既快又好。
當我的第一個小提琴老師在鄉下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已進入了林茨音樂學校的初級班，但我很不喜歡那裏的氛圍，也許是我比其他小學生都更優秀的原因吧。假期過後我又去上了一些私人課程，這回是跟著一個匈牙利軍樂團的軍士長學習，他很快就讓我明白，其實我啥都不懂，而後他才開始教我用軍樂方式演奏小提琴的一些基礎原理。那家夥，真是老科佩斯基實打實的軍營廣場操練。有時候，我真的是受夠了他那套討厭的軍士長規矩，而他每次都會用這種保證來安慰我：“隻要有更大進步，你就一定有機會被軍隊收編為音樂學徒。”在他眼裏，為軍隊服務是一個音樂人榮譽的頂峰。後來我放棄了在科佩斯基那裏的學習，並升到了音樂學校的中級班，那時培養我的人是海因裏希·德紹爾教授，一位兼具天賦與實力並有著細膩感情的老師。同時，我還學習了小號、長號和樂理，並成為了學生管弦樂隊裏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