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離開了，不知明天又有什麼變故。三人相對黯然，肚中自有千言萬語，可都一句也不願說了。
剛回到辦公室，就接到一個老戰友的電話，說陳丕顯也被抓起來了。
“什麼道理？”陶勇大聲地問，仿佛對方就是抓人者。
“老陶啊，這個年頭抓人還講什麼道理，走資派唄！”
“他的曆史誰不了解，紅軍時期的紅小鬼，他走的什麼‘資’啊！你說得對，沒有什麼道理可講！”陶勇放下電話，又要總機接大場，那裏有東海艦隊航空兵的一個機場，陶勇要找那裏的政治部主任龔雲池。龔雲池在1940年就在陶勇手下搞情報站工作，彼此很知心。一接通電話，陶勇就衝著話筒喊：“小龔，他媽的，老陳也被抓起來了！我現在也就剩你這個地方安全點，你給我準備幾個房間，我要把他弄出來，然後送到你那裏去，你給我保護起來！”
耳機裏傳來龔雲池不大但很堅定的聲音：“老首長你放心，我一定按你的命令辦。不過你也得注意安全，我聽說有人在背後整你呢！別叫人家打了黑槍！”
“去他個蛋！老子身上七個槍眼都沒把我怎麼的，還怕什麼！”
他布置完畢，於12月29日赴杭州海軍療養院繼續療養。
1967年新年剛過，上海搞了個震驚全國的“一月奪權”。造反派奪權後，全市黨政領導陷於癱瘓。武鬥到處有，社會秩序無法維持，生產受到極大破壞。陶勇聞訊極為氣憤。1月10日至13日，艦隊司令部辦公室多次傳達艦隊政委催促陶勇司令員回滬的電話。陶勇得悉那位政委懾於造反派的威脅，已將住在艦隊的上海市委領導人等推出門，同時，艦隊文工團、體工隊、訓練團、護士學校等單位的部分人員，受到社會上奪權的影響和軍內造反派的煽動，不顧軍委明令規定，執意要搞“四大”，非把部隊搞亂不可。嚴峻的形勢已經讓陶勇無法在杭州療養了，他放棄療養計劃，於14日趕回上海。
回到艦隊，翌日一早，他召開艦隊常委會議。他堅決反對亂軍：“地方亂了，部隊不能亂！隻要我陶勇在，拚命也要穩住部隊。”對要求搞“四大”的單位群眾，他主張軍政首長要深入下去做教育引導工作，戰備部隊絕對不許搞“四大”。他認為，部隊是可靠的，廣大幹部是可以信賴的。對那些政治幼稚、思想過激的年輕人，隻要耐心進行說明疏導，轉變他們的態度是可能的。會上決定從當日開始，常委分頭深入到要求搞“四大”的單位進行針對性的思想教育。
從杭州回到上海的一周來，有三個問題始終縈繞在陶勇的腦海中：造社會主義的反，奪共產黨的權，這算是什麼人？中央軍委明令宣布戰備部隊不搞“四大”，東海艦隊屬戰備部隊，為什麼又有人要煽動部隊造反，頑固地要求搞“四大”呢？中央曆次文件都肯定了“四清”運動，明確規定不準揪鬥參加“四清”的幹部，而某些人竟準許造反派到部隊揪鬥這些幹部，這是為什麼？這其中必有詐，是有權勢的人在搗鬼。要揭露它，有機會一定要向中央揭露這個陰謀！
1月19日上午8時，陶勇在艦隊政治部會議室同柳夷談了一席感人肺腑的話：“柳夷同誌，今天下午你得乘飛機去北京，由保衛員送你去，這是李作鵬親自批的。你就受點委屈吧！無非是戴高帽子，掛黑牌遊街。”
“陶司令你放心，我受黨教育多年，服從命令還是懂得的。”
“海軍三三會議後段，你我都去參加了，是海軍黨委定的，軍委葉副主席指示的。會上對李作鵬、張秀川提了意見，作了鬥爭，說過他們‘搞地下活動，罷官奪權’。你說了，我也說了。這筆賬李作鵬等不會放過，定要清算的。”
“我今天下午就坐火車走，我看保衛員就不要跟去了。”
“不行啊，你得乘飛機走，保衛員也必須跟著，這是李作鵬親自定的，這個意思我想你明白。”
陶勇起身要走，最後說：“柳夷同誌，你去吧，看來我也跑不了，說不定今天明天就會來揪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戴高帽子遊街，這一切都嚇不倒我，我已做了充分準備。”
兩人默默握手，相約再見。
可惜他們沒有再見。柳夷幾經折磨，後來總算回到艦隊，可與他相約再見的那個人：陶勇已在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