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艦隊工程部加工廠的造反派要求工程部領導和艦隊首長接見，工程部領導有顧慮，心裏有些緊張。陶勇對他們說：“用不著怕，我帶你們一道去工廠，同群眾見見麵，看看他們提出什麼問題。”上午8時，陶勇偕同梅嘉生，帶著工程部長、政委，驅車來到工廠。工廠造反派見陶勇真的來了，看上去有點出乎他們意料，他們原先準備的各種方案一時竟理不出頭緒，也沒有敢提什麼不合理的要求。陶勇向他們宣傳：軍工廠要在抓革命的同時，抓好軍工生產，不能影響戰備任務。中午，他與工廠工人一起在工人食堂吃飯。飯後，他要求工廠全體工人到飯堂集合，他對全體工人講了話。
20日晚，陶勇對護士學校和訓練團仍不放心，又與其他領導到護士學校談到深夜，又到訓練團接待造反派代表，一直談到淩晨4點鍾才回家。
這一天，陶勇還叫艦司辦公室通知群工部徐青部長，定於21日下午彙報參加“四清”工作幹部被揪鬥的情況，研究保護他們的措施，並通過有關渠道向中央反映這一嚴重情況。遺憾的是，陶勇這個良好的願望和果敢決策，就在這個時間被一隻罪惡的毒手打碎了……
蹊蹺離世
陶勇不是那種任高職既久，就變成完全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種人，他容忍不了說假話，阿諛奉承，見風轉舵，黨的會議上他拍過桌子，頂過李作鵬，會後向上級反映過情況，表明過自己的立場；而李作鵬一夥也就容不了他，非要鏟除他而後快。
1967年2月21日早晨，朱嵐怕孩子們吵醒剛剛入睡的陶勇，叫他們小聲點。近幾個月來，嚴峻的形勢似乎讓她預感到什麼，隻要有機會，她總是讓孩子們和陶勇多待一會兒。但這時為了能讓陶勇多休息一會兒，又不得不阻止他們的喧鬧。8點多鍾，孩子們正在吃飯，陶勇過來，同往常一樣，麵帶笑容，呼著孩子們的綽號，開著玩笑。不知是誰說到看到周圍和熟悉的許多伯伯叔叔相繼被遊鬥，也很為父母擔心。陶勇沉下臉，對孩子們說：“戴高帽子遊街有什麼了不起，它和黨的事業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近來有許多事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黨，相信群眾，有了這兩點，就什麼都不怕了。”陶勇一字一頓地說著，每個字都說得很重。
陶勇回到艦隊辦公室。幾天來，他感到精神上的疲勞超過肉體上的疲勞。他幾次坐到桌前，打開筆記本，想把這幾天來所產生的想法記下來，可是做不到。他感到很難把思想集中到一點，集中到他所認為最主要的一點上。桌上有秘書事先放好的文件、簡報，他戴上眼鏡——看東西離不開眼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寬鏡架和眼鏡片遮住了眼睛下半圓形的黑眼圈，這是長時間睡眠不足的痕跡。他手中那支紅藍鉛筆不時迅速地在某個數字下畫上一道。他的另一隻手不時伸向總放在桌上的煙盒。陶勇眼睛不離文件上的字句，同時劃著火柴，習慣地、貪婪地吸起煙來。
沒有熄滅的煙蒂還在煙灰缸裏冒煙，陶勇又去點下一支煙了。他始終保持自己幾十年來養成的領導作風，不使自己局限在研究文件上。他在看簡報時，經常抓起桌上的電話機，與艦隊的領導或者部處領導聯係一下，要求回答簡報上沒有說清的問題，或者不準確的數字。當對部處機關的回答不滿意時，他會叫他們立即過來，核實清楚。他了解每件事的詳情細節，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既不相信口頭的話，也不相信文件——這是他的座右銘。他給自己確定的工作方法是：使機關永遠保持緊張狀態。
簡報處理完了，電報也看過了，他打電話給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說他要找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談運動問題。但廖回答說他也不知道張春橋住在什麼地方。
副司令周仁傑走進來，他是來請示下午開不開會，原定那天下午開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