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在辦公室內一邊踱步一邊抽煙，臉上一副憂慮困惑的樣子，他沉重地說：“看來會是開不成了，老周，坐下來談談。”
陶勇歎了口氣，仍在踱步，對周仁傑說：“文化大革命真要這樣搞下去嗎？”
周仁傑同樣是一臉困惑。對“文化大革命”既不理解又不敢懷疑，內心在想：誰能阻止這場災難的蔓延呢？
上午10時左右，廖政國陪同《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兩名記者來到陶勇辦公室。廖將兩位記者向陶勇介紹後，陶勇接著說：“有些運動中的問題，想通過你們向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據存在的問題，做出進一步明確的規定，我們好掌握，使運動健康發展。”
兩位記者請陶勇具體談談。
陶勇接著說：“第一，東海艦隊是戰備部隊，中央明文規定不開展‘四大’，但有些單位不顧中央規定硬要開展‘四大’。舉例來說吧，艦隊的訓練團按其性質來說不屬於搞‘四大’的單位，可是，那裏的一些學員和幹部，受到海軍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動，執意要搞‘四大’，雖然我們多次解釋說服，他們依然頑固堅持。類似這種情況，中央需要作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第二，‘四清’運動的成果要鞏固。近來在上海不少工廠、農村基層單位的造反組織，在某些人的允許下，不斷到部隊揪鬥參加那裏‘四清’工作隊的隊長、組長，甚至隊員。這是侮辱革命軍人的人格。參加‘四清’工作的幹部，是執行艦隊黨委決定而去的，是上級決定的，他們沒有責任。希望中央早作出不準揪鬥的進一步規定。”
談完這兩點後，據當時記者的感覺，陶勇似乎還有話要說，但又沒有啟齒。記者的感覺是敏銳的。在陶勇的腦子裏，還有一個為什麼要造社會主義的反，奪共產黨的權，以及中央有人在搞陽一套陰一套的大問題。陶勇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因為掂量了這個問題的分量，沒有說出來吧。
記者看到他布滿血絲的眼睛，也見他不時捶一捶頭，知道陶司令的確是很累了。吃過午飯，記者就走了。陶勇又和他的老戰友廖政國聊起上海的形勢。
“你要多加小心。”廖政國提醒他。
“誰要給我戴高帽子，我的槍要走火！”他比畫著，手張成手槍形。
他把廖政國送走後，又打電話叫司令部管訓練的劉永久來一趟。接到電話，劉永久急忙帶上筆記本，來到陶勇的辦公室。陶勇叫他坐下後，聲音低沉地問：“你中午怎麼不回家吃飯？”
劉永久說：“中午一般不回去，在辦公室休息一下。”
“訓練團水兵訓練開始沒有？不經過專業訓練不能分到艦上去，這一條不能馬虎。訓練團的教員都是哪來的？告訴政治部，一定要選好教員，才能訓練好水兵。”
劉永久一一作了回答。陶勇又說：“咱們那個儀仗隊怎麼樣？要保持下去。今後外事任務還會有的。儀仗隊的有些骨幹要保存在機關，不要都複員。”
劉永久把陶勇的話記在本子上。陶勇還在問：“最近部隊怎麼樣？是不是穩定，事故多不多？”
劉永久說：“部隊還可以，就是一般事故不少。”
“你們抓部隊還是不錯的。要切實管理好部隊，再不能出大的事故了。”
劉永久還要彙報，此時，艦隊劉政委和梅嘉生一同來到陶勇辦公室，可能也是詢問下午常委會的事，劉永久見首長們有事商量，就主動告退。陶勇緩緩站起來，依然是憂心忡忡的樣子。就這幾天的時間，劉永久突然感到司令員蒼老了許多。過去，在烽火連天的戰場，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或是乘艦在汪洋大海上指揮作戰訓練，他總是指揮若定，從容不迫，時常聽到他幽默的話語和爽朗的笑聲。然而在這時他擔心部隊被搞亂，滿懷焦慮和憂憤，再也笑不起來了。他一邊和劉永久握手一邊說：“你回去吧，把剛才講的幾件事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