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學術委員會舉行第八次會議，討論進一步貫徹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問題，李達在會上重申：第一，中央製定的全麵發展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並且是完全行得通、做得到的；第二，貫徹全麵發展的方針應該首先在教學中貫徹；第三，要運用多種多樣的方式，要有周密的計劃；第四，要有一定的製度來保證這個方針的貫徹；第五，要逐步改變教師負擔不平衡的情況。
1957年5月，李達應《新湖南報》的約請，撰寫了《怎樣做一個社會主義大學生》的專文，就辦學目的、大學生標準等問題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進一步深化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的內涵。李達認為，德、智、體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但德育是根本的。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段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李達認為這個方針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堅持德、智、體全麵發展，又紅又專，理論聯係實際，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他反對和批評教育中的左傾錯誤。李達提出，要糾正左的錯誤，就要努力改善師生關係，尊師愛生；要認真學習，又紅又專；要使教學成為學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說：要全麵正確地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在教學與科研、生產勞動的結合中，教學是中心，應把提高教學質量放在首位；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我們具有高度的科學理論水平，我們應該向科學理論的高峰進軍；在師生結合方麵，教師起主導作用，提高教學質量，提高學校的科學水平，都有待於教師們的努力，他號召教師們發奮攻讀，刻苦鑽研，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說，大學如果沒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不培養出全麵發展的高素質的人才，那麼這個學校的政治方向也是空的。
1962年以後，隨著教學製度的恢複，李達進一步指出，培養和提高師資是當務之急，是學校能否辦好的關鍵。他反複強調，大力提高師資水平，迅速形成一支強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他希望三至五年內，八至十年內，湧現一批名教授，在學術界出現幾個有地位的專家、學者，把中青年骨幹充實起來。李達非常關切地說：“武漢大學在國家（重點）大學中占第幾位，我很注重這事，有人說我們是第五位，要努力迎頭趕上去。”又說：“我設想1年以後，武大水平線以上教授數以百計，然後趕上國際水平，應該向這方麵走。”
1963年11月15日李達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辦好社會主義大學》的報告中，從哲學的高度，深刻地總結了辦學的基本經驗，包括辦學指導思想、高等教育體係的改革、教學質量的提高、科學研究的開展和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諸方麵的經驗，這些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全麵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辦好社會主義大學。
注重科學研究。李達曆來十分重視科學研究，他認為，高等學校特別是國家重點大學，既是教學機構又是科研機構，教學與科研應同時並舉。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1966年，李達決定重新出版《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和《武漢大學自然科學學報》，並兼任編委會主任。翌年，他又主持製訂了武漢大學12年規劃草案，並舉辦了全校第一次科學討論會，以後，科學討論會多次舉行過，提交討論的科學論文的數量和質量，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特別是1963年舉行的第四屆科學討論會，提交討論的論文和展出的著作之多，在武大校史上是空前的。
為了組織領導好科學研究工作，李達總是大力宣傳和貫徹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鼓勵獨立思考、大膽創造，反對窒息生機的教條主義，提倡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他甚至講過：“我們在政治上絕對服從毛主席的領導，但是在學術上，我們同樣可以跟毛主席爭論。”這些話，在當時是沒有哪個敢說的，而李達卻敢講，在不少問題上，他與毛主席討論，甚至還有爭論比如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個口號，就爭得麵紅耳赤，事實證明李達所持觀點是對的，後來毛澤東也承認這個口號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