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學大綱》中，李達開篇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唯物辯證法，是惟一的科學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攝取了人類認識的全部曆史的成果而積極的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在研究唯物辯證法的一般原理之時，必須站在曆史主義的立場，說明唯物辯證法的孕育、誕生及其發展的過程，指出這個哲學實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李達的這一命題，導源於列寧的《哲學筆記》。列寧指出，哲學史涉及到各門科學的曆史、兒童智力發展的曆史、動物智力發展的曆史、語言的曆史，“簡單地說，就是整個認識的曆史”。但很明顯，李達在這裏又沒有簡單地搬用列寧的論斷，把唯物辯證法直接說成就是“整個認識的曆史”，而是指出唯物辯證法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是“人類認識史的綜合”。李達的這種表達，可以說更為確切，不致引起歧義。這一點，曾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在讀《社會學大綱》時，他在“人類認識史的綜合”下麵劃了兩道線，以表示重視；而在李達的這一命題旁邊，他批注道“用曆史主義看唯物辯證法的發生發展過程”，不僅表示了讚同，而且明快深刻地揭示了李達這一命題的實質。可以說，用曆史主義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生發展，堅持這一方法論原則，正是李達理解和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大特點。
正是這樣，在《社會學大綱》中，李達提出了“唯物辯證法的前史”這一概念，認為“當作哲學看，唯物辯證法與一切先行的哲學有很深的關係，因而一切先行哲學的曆史，都是唯物辯證法的前史”。在書中，他以顯著的篇幅論述了從原始思維到黑格爾的“唯物辯證法的前史”。在這裏，他強調了一個觀點：“唯物辯證法是把人類的知識史——特別是哲學史——中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當作遺產繼承下來並使其發展的東西。”他所說的“一切積極成果”，不僅包括了曆史上的唯物論的積極成果，而且也包括了曆史上的唯心論的積極成果。也就是說“唯物辯證法克服了從來的含有辯證法契機的觀念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同時又批判的攝取了這兩個對立的哲學中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對於曆史上的唯心論，李達強調不能作簡單的否定。他說：“辯證唯物論，並不是形而上的否定一切從來的哲學曆史，並不是單純的粗笨的否認一切觀念論的存在，而隻是在辯證法的意義上去揚棄一切觀念論。”也就是說，“辯證唯物論，要在觀念論的神秘的外套中，尋找合理的、貴重的東西，把它繼承下來，並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改造它”。例如，對於蘇格拉底，他指出：“蘇格拉底在認識論上，在一般哲學問題的解釋上，是觀念論者。他把到達於思惟而在思惟中存在的普遍，作為個別的感性現象的基礎。他主張認識的目的，就是探求這個普遍。因此，蘇格拉底在觀念論的認識論上，提起了普遍與個別的辯證法的問題，雖然他不曾解決了這個問題。”又如，對於黑格爾，他指出：“黑格爾哲學，在觀念論的體係中，包括了從來的人類史及思想史的成果即辯證法。黑格爾的觀念論的辯證法，是唯物論的辯證法之直接的先導。”按此方法，李達對於西方哲學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成就進行了清理，從中剝離出那些對唯物辯證法的形成與發展有積極意義的內容，揭示這些內容在唯物辯證法的形成與發展中的意義與作用，從而對唯物辯證法作了曆史主義的理解與闡釋。
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所論述的“唯物辯證法的前史”，是沿著西方哲學發展的線索展開的，沒有涉及到中國哲學的曆史開展。今天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哲學的曆史開展就在李達的視域之外。他後來就說過：“就哲學方麵來說，中國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思潮，並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來的；但為了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運動在中國深入發展下去，就有必要認真地清算我國古代的哲學遺產。”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在寫作《社會學大綱》的同時，積極支持和指導呂振羽開展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並於1937年出版。呂振羽指出：“人類的意識形態，雖屬受著存在所規定，但在這拘限內，意識形態自身也是活生生的能動的發展的。因而此一時期的人類意識形態，本質上是受此一時期的社會存在所規定的，但過去物質的精神的生產成果，也能給它影響作用。而況新的因素，都是從舊的母胎中產生出來的呢。”這一思想，與李達清理西方哲學史的方法論原則是一致的，成為呂振羽探討中國思想史的基本方法。呂振羽從商周時代的巫教神學和八卦哲學，一直講到黃宗羲、王夫之、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市民階級政治思想，對以哲學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思想史作了認真的清理，對其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了積極的發掘。如對於孔子的“仁”的思想，呂振羽指出，“孔子哲學的‘仁’，實質上雖是觀念論的；但也包含著一些積極的因素。例如，反侵略的愛國思想（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操守（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可以久處約，長處樂），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我反省，不重複錯誤（吾日三省吾身。不遷怒，不貳過），不固執成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堅強（剛、毅、木、訥近仁），智（知者不惑），勇（勇者不懼、臨難不苟、見危受命）……”。這種對孔子的論析，從方法論上看，與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對蘇格拉底、黑格爾的論析，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晚年，李達積極支持了兩湖地區的王夫之哲學研究，促成了1962年“紀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舉行，並親赴長沙出席了學術討論會。在會議的開幕詞中，他不僅肯定了王夫之思想的價值，而且還指出了王夫之對現代中國思想世界的影響。他說：“我們比較年長的一輩，在少年時期，讀過他的史論以及《黃書》等著作的，對於他的一些愛國主義的思想都有比較深刻的印象”。“從清末到五四，據我所知，至少在湖南地區船山哲學思想的研究，對許多先進知識分子在摸索一條繼承優秀傳統和開辟文化革命相結合的正確途徑上，曾發生過良好的思想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