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對於曆史上哲學思想的考察，采用的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框架。但由於他堅持曆史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反對對曆史上的唯心論作簡單的否定，因此他對哲學史沒有作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軍對戰”的理解。這與20世紀40年代蘇聯日丹諾夫所提出的哲學史定義大不相同。日丹諾夫認為：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曆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曆史。這就對曆史上的唯心論作了簡單的否定，不是用曆史主義看待唯物辯證法的發生發展過程。但即使在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對中國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達也仍然堅持《社會學大綱》中提出的基本觀點。他於20世紀60年代前期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一書，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往哲學遺產關係上的右的傾向與“左”的傾向進行了批判，指出：“‘左’的傾向，即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往哲學中積極成果的任何聯係，把兩千多年來極其豐富的哲學遺產當作一堆無用的垃圾，不分清紅皂白地全盤拋棄，一概罵倒。這種觀點表麵上似乎特別‘徹底’，特別‘革命’；實際上，它割斷了認識的曆史，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說成了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說成了‘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偏狹頑固的學說’。這是一種粗鄙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值得指出的是，李達還把這一方法論原則貫徹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身。在他看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也要堅持曆史主義的方法論原則，而不能背離這一原則。進至20世紀60年代後，由於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出現了把毛澤東思想絕對化封閉化的傾向，認為隻需讀毛澤東著作，而無須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李達明確地不讚同這種做法，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發展，你不講馬克思、列寧的東西，怎麼講得清楚毛澤東思想？總有個來龍去脈嘛！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類認識史的總計、總和與結論。”正是這樣，在他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中，用一篇的顯著篇幅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唯物的辯證的綜合”，仍然主張唯物辯證法有自己的前史，仍然主張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積極成果的批判的總結，而堅持把毛澤東思想放在整個唯物辯證法發展中來講。
可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人類認識史的綜合”，是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一以貫之的理解。他不讚同離開這一理解來談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理解的關鍵，就在於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種開放的哲學形態，反對割斷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人類全部思想成果的聯係，也反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對某一思想成果作絕對化封閉化的理解。惟有如此，才能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富有生命活力，而不會因離開人類文明發展大道而成為僵死的教條和狹隘的學說。